1997年夏，亞洲爆發罕見的金融危機。巨大危機使得亞洲國家的經濟、社會秩序陷入混亂，造成國際金融市場的持續動蕩，世界經濟受到嚴重沖擊。面對危機，中國充分展現出高度責任感，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為制止危機的進一步發展與蔓延，為亞洲經濟的快速恢復和重新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歷來高度重視經濟金融工作，曾深刻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充分認識金融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實實把金融工作做好。”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事關國家安全、發展全局、人民財產安全，認真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總結中國成功應對這場危機所取得的經驗，對于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快速、健康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積極與有關各方協調配合，參與和推動區域合作
1997年下半年，在素有“金融強盜”之稱的美國金融投機商索羅斯等國際炒家的持續猛攻之下，一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從泰國開始蔓延。緊接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均受重創。
1997年10月，國際炒家首次沖擊香港市場，造成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一度狂升至300%，恒生指數和期貨指數下瀉1000多點。1998年8月初，國際炒家又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重點沖擊香港的聯系匯率制。一時間，遭受沉重打擊的香港經濟，陷入一片愁云慘淡之中，失業率上升至20年來的最高水平，大量市民財富蒸發、負債累累。香港迎來了發展歷史上的危急時刻。
在危機中，香港特區政府利用比較完善的經濟結構和98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采取有力措施，頑強地發起了“打擊國際炒家、保衛香港股市和貨幣的戰斗”。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表示：“我們絕對有能力和決心維持聯系匯率，我們一定做得到。”此時，中央政府也給予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大力的支持。在與國際炒家決戰的關鍵時刻，中央政府派出了兩名央行副行長到香港，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資機構，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護盤行動，成為香港戰勝金融風暴襲擊的堅強后盾。中央政府還明確表態，支持香港聯系匯率制不變；對股市采取積極的不干預政策；對內資、港資、外資企業一視同仁。這些政策，都對香港穩定發揮了積極效果。
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政府還采取一系列措施，參與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亞洲有關國家的援助行動中，幫助受到危機沖擊的國家走出困境。在外匯儲備并不充裕的情況下，中國向泰國等國提供了總額超過40億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國提供了出口信貸和緊急無償藥品援助。中國還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提出了加強區域合作以制止危機蔓延、改革和完善國際金融體制、尊重有關國家和地區為克服金融危機的自主選擇三項主張。
在出口增長下降、國內需求不振和遭遇1998年歷史罕見特大洪澇災害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還本著對國際社會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維護本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出發，作出人民幣不貶值的重大決定，承受了巨大的代價。中國政府的這一舉措，避免危機的進一步擴大，減輕了已實行貨幣貶值國家的經濟壓力，對亞洲乃至世界經濟、金融的穩定和發展，以及此后幾年亞洲地區經濟的復蘇和重新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積極協調各方，參與和推動區域合作，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國樹立了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
沉著應對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增強應對挑戰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由于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以及“資本市場還沒有完全對外開放，或者基本沒有對外開放”等原因，亞洲金融危機并未對國內經濟產生直接的危害。正如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所說：“投機力量想進來動搖我們，但沒有這個渠道。”
另一方面，由于國際市場萎縮等原因，疊加國內一些問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仍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產生了影響：外貿進出口總額呈下降趨勢，外貿出口增幅從20%急劇下跌至0.5%，利用外資額也跌至20年來最低點；國內消費品零售市場產能過剩態勢逐漸加劇，有效需求不足成為困擾經濟的主要矛盾；經濟增長率也從1997年的9.2%，下滑至1998年的7.8%和1999年的7.6%。經濟遇冷，還造成許多問題和隱患：企業開工不足，工業經濟下滑，投資減速，消費乏力，失業增加。
面對金融危機的沖擊，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沉著應對。1998年2月，黨中央明確提出“堅定信心，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沉著應付，趨利避害”的指導方針。1998年3月，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一個確保”，就是確保今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達到８％，通貨膨脹率小于３％，人民幣不能貶值。“三個到位”，一是確定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進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二是確定在三年內徹底改革金融系統，實現中央銀行強化監管、商業銀行自主經營的目標；三是政府機構改革的任務要在三年內完成。“五項改革”，是指進行糧食流通體制、投資融資體制、住房制度、醫療制度和財政稅收制度改革。
黨中央清醒地認識到，要維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實現既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就必須針對內需不足、外需下滑、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果斷擴大內需，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此，黨中央決定，由中央財政向商業銀行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增加投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大力開展農村電網改造、高速公路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國家糧庫建設、長江干堤加固等等。同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出口退稅率、打擊走私，千方百計增加出口；降低存貸款利率，教育、醫療和住房進行市場化改革，設置節假日“黃金周”，使這些措施形成合力，刺激消費。黨中央在采取以上措施時，嚴肅強調：要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不生產積壓產品，不搞重復建設；基礎性建設要有總體規劃，注意合理布局，充分發揮現有設施潛力，不能盲目鋪新攤子。
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迅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外貿出口從1999年下半年開始大幅度回升，國家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到2000年，國民經濟穩步回升。在許多亞洲國家因為這場金融危機出現經濟衰退、貨幣大幅貶值的危機下，中國不僅兌現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為緩解危機作出積極貢獻，而且成功化解了金融危機對本國經濟的沖擊。這充分表明，中國不僅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而且是一個能夠成功應對挑戰和抵御風險的大國。（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