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韓亞棟
江蘇省高郵市紀委監委將工程建設招投標、生態環保、安全生產等領域作為查處重點，深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圖為近日，該市紀委監委第七審查調查室就揚州化工投資公司相關人員受賄行賄案件召開案情分析會。譚倩 攝
9月23日，云南省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原院長陳昌被“雙開”，通報指出其“甘于被‘圍獵’”，大搞權錢交易；9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政府辦公廳一級巡視員何美華被“雙開”，通報指出其“‘親’‘清’不分，甘于被‘圍獵’”；之前，海南省儋州市委原常委、市公安局原黨委書記、局長易向陽被“雙開”，通報指出其“面對‘溫水煮青蛙式’的‘圍獵’，抵擋不住誘惑，蛻化變質”……近期，紀檢監察機關連續通報典型案例，釋放嚴防領導干部被利益集團“圍獵”綁架的強烈信號。
當前，腐蝕和反腐蝕斗爭依然嚴峻復雜，高壓態勢和頂風作案并存，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傳統腐敗和新型腐敗交織，風險挑戰和腐敗問題關聯。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堅決防范各種利益集團‘圍獵’和綁架領導干部。”《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指出，“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帶頭加強黨性修養，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堅決防范被利益集團‘圍獵’”。
利益集團不擇手段“圍獵”領導干部,是腐敗增量仍有發生的重要原因
今年1月，原內蒙古銀監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宋建基被公布開除黨籍，紀檢監察機關的通報措辭極為嚴厲，直指其“利用監管職權謀取私利，與不法利益集團相互勾結、捆綁利益，甘當‘內鬼’”。
此后披露的案情顯示，在不法金融集團有組織、有預謀、分層級的拉攏腐蝕下，原內蒙古銀監局領導班子集體淪陷，毫無忌憚收受、索要股權、房產、現金和各種貴重物品，共計折合人民幣7億余元。時任包商銀行董事長李鎮西在多個場合表示：“領導，我們跟隨你，你給我們撐住腰，我們在前面沖，等老了我們一塊玩。”意思是，雙方結成利益共同體，包商銀行“搞好了”，銀監局領導也會有回報。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決查處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通過利益輸送相互交織問題。在已查處的一些腐敗案例中，往往是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相互交織，大搞權錢交易、利益輸送。有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為了個人仕途升遷搞利益輸送；有的民營企業主在掌握經濟權力后，謀求政治上的權力，“圍獵”腐蝕黨員領導干部，搞權錢交易，形成利益集團。一些領導干部被不法分子“圍獵”，成為不法分子的“獵物”，又同不法分子結成利益集團，最終形成惡性循環。
利益集團不擇手段“圍獵”領導干部，是反腐敗斗爭面臨的嚴峻挑戰，是當前腐敗增量仍有發生的重要原因。大量案例表明，在復雜的外部條件下，針對領導干部無所不用其極的“圍獵”，是造成一些人被拖下水、在違紀違法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的直接原因。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分析黨的十八大以來查處的違紀違法案件，無論是總體數量、行政級別、案件情節，還是涉及領域、社會影響，無不凸顯利益集團“圍獵”領導干部問題之突出。如果任由這種現象發展，勢必動搖黨的執政根基。
情誼投資、私人定制、迂回包抄……利益集團“花式圍獵”領導干部，滋生腐敗問題，踐踏公平正義
從現實情形看，利益集團“圍獵”領導干部，主要有以下幾種伎倆——
一是直接交易型，表現為常見的“權權、權錢、權色”交易，領導干部心甘情愿為利益集團所俘獲。一些被通報“甘于被‘圍獵’”的落馬干部即是典型。二是情誼投資型，利益集團從細微之處入手、從日常生活出發，逐步對領導干部開展情誼投資，伺機謀求不正當利益，“溫水煮青蛙”是其鮮明特征。如川煤集團原黨委副書記、董事阿多，因商人老板故事講得感人，認為其重情重義，視之為兄弟，結果陷入其圈套。三是私人定制型。利益集團事先摸清領導干部的個人偏好或特殊嗜好，有針對性地進行“圍獵”。如廣東省中山市交通運輸局原黨組書記、局長余錫盆和妻子喜好外出旅游，老板便組織以家庭為單位的旅行團，一應解決往返機票、酒店住宿、吃喝玩樂等費用，對其妻子看中的奢侈品悉數買單。貼心攻勢下，余錫盆陷入深淵而不自知。四是迂回包抄型。一些領導干部抗誘惑能力較強，或難以直接接觸，利益集團便迂回“圍獵”，先俘獲領導干部身邊人，再借助他們謀求不正當利益。
利益集團如此挖空心思“圍獵”領導干部，主要還是盯上了其手中掌握的公權力，試圖攫取更大的利益。一些領導干部在“花式圍獵”中愈陷愈深，有的成為商人口中的“老大”或“大哥”，有的商人成為領導干部眼中的“自己人”。那些見不得人的骯臟交易，就在你來我往中暗地進行。
從查處的案例看，權力和資本相互勾兌，不僅滋生腐敗問題，污染政治生態，還破壞社會公平公正，嚴重損害群眾利益。現實中，有的領導干部在重大工程項目中，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如安徽省蚌埠市招標采購管理局原局長趙明偉與個體商人串通，一個前臺“拉生意”，一個后臺“開綠燈”，趙明偉從中收受巨額好處。為增加自己屬意企業的中標概率，趙明偉改公開招標為邀請招標，精準設定層層關卡，故意將有實力的企業排除在邀請招標之外。
此外，利益集團還違規干預司法、妨礙行政執法，踐踏社會公平正義，使公眾對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嚴肅性產生懷疑。
權力尋租，內外勾結形成利益集團，致使黨中央決策部署的貫徹執行打折扣
個別腐敗案件暴露出一種亟待關注的現象：權力尋租，內外勾結形成利益集團，致使黨中央決策部署在政商勾結、暗通款曲中被打折扣、搞變通，黨的原則、國家的制度在不動聲色的利益輸送中被滲透侵蝕。
“感覺到跟我們兩個是連體人一樣。我覺得像信自己一樣地相信他。”青海省原副省長、海西州委原書記文國棟，如是形容自己和不法企業主馬少偉之間的扭曲關系。二人所謂的朋友交情，實際建立在利益基礎之上，就是一種權錢交易：馬少偉送錢謀求支持，文國棟則利用權力大開“方便之門”。
政商勾結的背后，是對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陽奉陰違。早在2014年8月、9月，黨中央就明確要求，堅決制止木里礦區破壞式開采。然而，在文國棟的支持關照下，馬少偉的公司非法開采愈演愈烈，致使木里礦區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這與黨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馳。
同樣，在不法金融集團和包商銀行的深度腐蝕“圍獵”下，原內蒙古銀監局黨委書記、局長薛紀寧“落實黨中央金融工作決策部署打折扣、搞變通，放棄監守職責”。在明知包商銀行不符合城商行設立異地分支機構的制度規定情況下，薛紀寧仍要求原內蒙古銀監局向原銀監會上報了同意意見，使得包商銀行成功設立深圳、成都、北京分行。薛紀寧在接受審查調查時交代：“沒有我們推動，包商銀行怎么能在區外設分行呢？就是想擴張，僅限于內蒙古，它發展不了那么快，因為內蒙古的盤子就這么大。”薛紀寧還縱容包商銀行部分總部職能外遷，形成北京、包頭“雙總部”模式，造成監管“真空”。他事后懺悔說：“‘雙總部’這個事我是睜只眼閉只眼了……后果是嚴重的，背后也有利益……‘雙總部’的問題沒有對黨的事業負責。”
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資本腐蝕“圍獵”干部，黨員干部與利益集團結合，打起自己的小算盤，勢必會對黨不忠誠不老實，對黨中央決策部署陽奉陰違，破壞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黨的團結統一。
腐敗問題和政治問題往往相伴而生、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紀檢監察機關增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首先要從政治上看”的意識，聚焦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查清腐敗背后的政治問題，嚴懲對黨不忠誠、陽奉陰違的“兩面人”，時刻防范利益集團“圍獵”領導干部，并且在通報中首先把違反政治紀律的問題列出來。
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湖南局原分黨組書記、局長袁昌模“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打折扣、搞變通造成嚴重后果”，山東省應急管理廳原黨委副書記、副廳長趙衛東“政治意識淡漠，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堅決，打折扣、搞變通”……這樣的“病歷本”也警示領導干部，必須不折不扣抓好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決不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另搞一套。
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堅決防范各種利益集團“圍獵”綁架領導干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內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團，也不能存在黨內同黨外相互勾結、權錢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團”，并要求領導干部“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團‘圍獵’，堅持公正用權、謹慎用權、依法用權，堅持交往有原則、有界限、有規矩。”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時刻保持對“腐蝕”、“圍獵”的警覺。領導干部必須心懷“國之大者”，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決不能淪為利益集團在黨內的代言人。
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在公共權力和私人利益之間搭建“防火墻”。一些地方推動制定政商交往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督促嚴格執行領導干部違規干預工程建設、礦產資源開發、執紀執法、司法活動等事項登記備案制度。江西省南昌市紀委監委督促深化政務公開，提高政府重大投資項目、政府采購、產業引導資金分配等領域透明度，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
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防止只懲戒受賄者卻讓行賄者逍遙法外的現象。一些利益集團之所以膽大妄為，一個重要原因是違法成本過低。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與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意見》，明確了查處行賄行為的五個重點，要求紀檢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根據職能職責嚴肅懲治行賄行為。云南省紀委監委堅持“查受賄帶行賄、查行賄帶受賄”，對巨額行賄、多頭多次行賄，在黨的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的嚴肅懲處。江蘇省紀委監委制定出臺《關于加強“受賄行賄一起查”工作的意見》及配套方案，要求發揮紀委監委職能，嚴肅查處涉嫌貪污賄賂的職務違法或職務犯罪。
探索推行行賄人“黑名單”制度，實行動態管理和聯合懲戒。陜西在省級層面建立行賄人數據庫，將“圍獵”領導干部、存在行賄行為的企業和個人列入“黑名單”，實行動態臺賬管理。各職能部門將行賄人“黑名單”作為公共資源交易準入、企業資質審查的重要依據。湖南明確對“黑名單”里的對象，采取限制從事招投標活動、取消財政補貼資格、強化稅收監控管理、提高貸款利率等措施聯合懲戒。
強化對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促使其自覺筑牢反腐蝕的立體防線。云南推進宣傳與審查調查工作協同聯動，對重大典型案例點名道姓通報曝光，推出反腐警示專題片《圍獵：行賄者說》《開爾行賄記》等，充分發揮警示震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