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誦芬、王大中榮獲2020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科技創新是我們的愛國方式”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侯顆 張馳
顧誦芬是我國著名飛機設計大師、飛機空氣動力設計奠基人、航空戰略科學家。他建立了新中國飛機空氣動力學設計體系，開創了我國自主研制殲擊機的先河，持續開展航空戰略研究，為我國航空科技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圖為顧誦芬（中）在操縱系統試驗室。（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供圖）
王大中是國際核能領域的著名學者、戰略科學家，致力于發展具有固有安全特性的先進核能系統。他帶領產學研聯合團隊實現了我國高溫氣冷堆技術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整體發展過程，為我國在先進核能領域逐步走向世界前沿奠定了重要技術基礎。圖為王大中（中）在清華大學10兆瓦高溫氣冷堆臨界現場。（清華大學供圖）
11月3日，人民大會堂莊嚴肅穆。雄壯的軍樂聲響起，習近平總書記向兩位耄耋老人頒發了2020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顧誦芬院士、清華大學王大中院士，共和國科學技術領域最高榮譽的榜單上，又多了這兩位科學巨匠的名字。
他們如何用一生的堅守和行動詮釋新時代科學家精神？他們的愛國之情、報國之志怎樣激勵廣大科技工作者奮斗不息、創新不止？記者采訪了兩位獲獎者和他們的同事、學生。
顧誦芬：我們的航空裝備有能力守護祖國的天空
“我談不上什么豐功偉績，只能說沒有虛度光陰，為黨和國家做了些事情。”獲得2020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后，顧誦芬表示，“這個獎不僅屬于我個人，更屬于一代代為祖國航空事業接續奮斗的全體航空人。請黨和人民放心：我們的航空裝備有能力守護祖國的天空！”
作為我國航空工業領域唯一的兩院院士，顧誦芬建立了新中國飛機空氣動力學設計體系，主持研制了殲8和殲8Ⅱ等系列高空高速殲擊機，開創了我國自主研制殲擊機先河，為我國航空武器裝備跨代升級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1930年，顧誦芬出生于江蘇蘇州書香世家，父親顧廷龍是著名國學大師，母親潘承圭出身名門，是當時少有的知識女性。父親一直希望顧誦芬子承父業，但顧誦芬的心里卻早早種下了航空報國的種子：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飛機的轟炸聲成了顧誦芬兒時印象最深刻的聲音，“沒有航空，我們國家將來還得受人欺負，我以后想造飛機。”
1951年，顧誦芬從上海交通大學航空工程系畢業后，原本打算留校任教。時值抗美援朝，國家急需建設航空工業，要求上交航空系畢業生全部進入新組建的航空工業系統。顧誦芬毅然拜別家人，前往沈陽工作，參與我國首型噴氣式飛機殲教1的氣動力設計。
然而，他大學學的是螺旋槳飛機，噴氣式飛機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聽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圖書館訂閱的一本學術雜志上刊登了一篇總結飛機氣道設計的文章，顧誦芬前往北京，借了輛舊自行車，天天往北航跑。當時沒有復印機，他花費一周時間，抄錄資料、描摹圖表，最終消化了全新的理論，提出亞音速飛機氣動參數設計準則和氣動力特性工程計算方法，出色地完成了設計。
1964年，我國開始研制殲8飛機，顧誦芬帶領團隊發現了噴流影響規律，攻克了跨音速抖振、方向舵嗡鳴等技術難題。1969年7月5日，殲8飛機完成首飛，但團隊在后來的跨音速飛行試驗中發現機身因氣流分離出現抖振問題。為了查出氣流分離的位置，顧誦芬在飛機垂直尾翼貼滿紅色的毛線。由于當時沒有高精度相機，無法拍到毛線振動情況，他大膽提出乘坐殲教6飛機近距離觀察殲8飛行的想法。
這對年近半百、從未接受過飛行訓練的顧誦芬來說，有很大風險。“兩架飛機必須保持近距離等速飛行，兩機間隔在5米左右。戰斗機拐彎做一個盤旋，有4個G（重力加速度）很正常。”航空工業沈陽飛機設計研究所型號總設計師趙霞介紹。
4個重力加速度相當于承受自己4倍的體重，未經訓練的普通人會感到極其難受。顧誦芬忍受著巨大的身體負荷，3次上天觀測，終于找到癥結所在，圓滿完成了研制任務，結束了我國殲擊機完全依賴引進的歷史。
1980年，殲8Ⅱ飛機立項研制，要求作戰性能遠超殲8，顧誦芬任總設計師。他主持制定了兩側進氣的氣動布局方案，解決了二元超音速可調進氣道設計等一系列問題，僅用4年就實現了飛機首飛。
從業70年，顧誦芬始終奮戰在航空科技一線，擔任C919、殲10、運20、教9等多個型號研制技術顧問、專家組負責人或成員，主持編纂了70余冊航空科技書籍，帶領的團隊中培養出1位中國科學院院士、3位中國工程院院士、2位型號總指揮，被譽為“新中國飛機空氣動力設計奠基人”。面對贊譽，他謙虛地說：“這些榮譽應歸功于那些振興中國航空工業的領導和默默無聞、頑強奮斗的工人、技術人員。”
“因為國防行業的特殊性，顧院士隱姓埋名近30年，舍小家為大家。他的格局、執著、敬業與忘我，深深影響著我。”航空工業沈陽飛機設計研究所首席專家、多型飛機總設計師王永慶欽佩顧誦芬的工作作風。對此，顧誦芬云淡風輕：“這沒什么，都是應該做的。共產黨員就應該是這樣的。”
如今，91歲高齡的顧誦芬依然忙碌。以往從家到辦公室走路只需10分鐘的他，現在要花3倍時間。盡管如此，大家總能看到他準時出現在狹小簡陋的辦公室里，翻閱資料、和同行討論學術話題。中國工程院院士楊鳳田稱他為“活圖書館”，碰到技術問題咨詢顧誦芬，他總能準確指出可供參考的研究報告具體編號。
顧誦芬很享受現在的工作狀態，了解航空的進展，成為他的晚年之樂。在看書翻譯資料之余，經常還會給年輕人提供幫助，“國家強盛是我的愿望，將畢生理想與祖國需要緊密相連的奮斗過程是最幸福的。”
王大中：用我們的雙手來開辟祖國原子能事業的春天
“它屬于集體，屬于所有知難而進、眾志成城的‘200號’人，也屬于所有愛國奉獻、努力拼搏的科技工作者。”得知自己獲得這份沉甸甸的榮譽后，王大中的話語間依舊平靜。
這位86歲老人口中的“200號”是他求索之路的起點，也是我國核能事業的開端。
作為能源安全及戰略威懾力量的基礎，核能一直位于世界高度敏感、高度壟斷的戰略領域，是大國實力的重要標志，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初，在這一領域卻長期被國際社會排除在外。20世紀50年代中期，黨中央決定發展原子能事業。1955年，清華大學開始籌建工程物理系，并從校內抽調了一批優秀學生，正在機械系讀大二的王大中入選。
“那時候（核能）在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短腿，所以自己選擇了反應堆專業，希望畢業出去后，能夠在這個領域對國家作一些貢獻。”王大中說。
1960年，北京郊區的燕山腳下，工程編號為200的清華大學原子能研究基地動工興建。此后，“200號”成為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的代名詞。
在清華“200號”，“23歲半傳奇”的故事幾乎無人不曉。
1958年，剛剛大學畢業留校的王大中接到一個重要任務：參與中國第一座自主設計、建造的核反應堆——屏蔽試驗反應堆的設計和建設。由于各國對反應堆的研究極其保密，唯一能參考的資料只有一張蘇聯人留下的圖紙。彼時，清華大學組成了平均年齡只有23歲半的研究團隊，一切從零開始。
在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的一角，幾臺手搖計算機成為那段艱苦歲月的見證。用粗糙的“馬糞紙”制作工程模型、用幾十臺手搖計算機進行數值計算……經過6年奮斗，王大中與團隊建造起新中國第一座屏蔽試驗反應堆。
“年輕的時候，我們曾喊出用我們的雙手來開辟祖國原子能事業的春天的誓言。我一直在踐行這樣一個誓言，努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王大中說。
在國家需要核能之時，他毅然選擇“建堆報國”；而在核能發展陷入低谷時，王大中選擇堅守初心不言放棄。
1979年，美國三里島核電站發生堆芯融化事故，世界核能事業陷入低谷。王大中意識到，安全性是核能發展的生命線，必須要走固有安全的技術道路。
固有安全是指在任何事故狀態下，核反應堆都能夠不依靠外部操作，僅靠自然規律就能夠趨向安全狀態。當時，德國科學家提出了具有良好的固有安全特性的新一代模塊式高溫氣冷堆的概念。1985年，王大中開始布局高溫氣冷堆的關鍵技術研發及試驗。
“在10兆瓦高溫氣冷實驗堆建造過程中，凡是重要工程節點他都親臨現場，與大家一起日夜奮戰，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確保實驗工程的進度和質量。”曾和王大中共事過的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主任何建坤回憶說。
1986年切爾諾貝利嚴重核事故使世界核能的發展再次迅速轉入低谷，核安全問題更加凸顯，王大中并未動搖研制先進反應堆的決心。他堅信，具有固有安全性的模塊式高溫氣冷堆將會成為未來核能重要發展方向之一。
改革開放之初，面對德、美、日在高溫氣冷堆領域遠遠領先，而我國基礎薄、投入少，又缺少人才和經驗的巨大的差距，王大中沒有絲毫退意。2000年，王大中主持建成10兆瓦高溫氣冷實驗堆，這是世界首座模塊式球床高溫氣冷實驗堆。
“我們的創新必須立足于自身、立足于原創，過程可能是艱苦的，這是必由之路。”王大中常用“跳起來摘果子”的比喻引領大家堅持自主創新——科研就像摘果子，如果目標伸手可及，有果子也早讓人摘走了；如果眼光太高，跳多少次也夠不著，只能無功而返。“跳起來摘得著”才是適度的高標準。設法使自己跳得高一些，達到一個高度后，再瞄準新的高度，取度合適，才能實現勇于創新與務實求真的結合。
10兆瓦高溫氣冷堆建成后，王大中又推進單一模塊反應堆功率放大25倍、世界首座工業規模的模塊式高溫氣冷堆核電站的建設，其工程規模相當于我國首座秦山30萬千瓦核電機組。這一示范工程使我國系統掌握了商用模塊化高溫氣冷堆技術，形成完整的中國品牌高溫氣冷堆型號設計技術和設計能力。
“科技創新就是我們最主要的愛國方式。我相信只要我們每個人都堅定信心，勇敢向前，我們的國家就會有無限光明的未來。”王大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