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翰畫像
肖建樂 包廣寬
王元翰（1565~1633年），字伯舉，號聚洲，云南寧州（今華寧）人。他忠于職守，雖官微言輕卻以仗義執言著稱，力圖蕩清明朝末期官場污濁之風，是明朝有名的諫官，“意氣凌厲，以諫諍自任”。
秉持公心，不徇私情。明代后期，結黨營私日益嚴重，拜官公朝、謝恩私門之風盛行。王元翰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考取進士，同考官即為當朝首輔沈一貫。沈對王元翰極為看重，認為其“筆舌互用，腕有鬼工”，將其擢列為進士第五名，視其為門生。成為朝廷達官顯貴的門生故舊，歷來是進入官場圈子的一條捷徑，別人對此趨之若鶩，而王元翰則避之不及，即使沈一貫主動派人示好也不為心動，還義正詞嚴予以反駁：“知己之恩，同于再生，生何敢忘！然而人臣無私交，使相君而開誠布公，生請北面精謹以事之；不然者，庇私門而忘國恤，負相君莫大焉。千古不愧師門，唯羅彝正之于李南陽耳！”
王元翰不攀附權貴，公開抵制“寧負朝廷，不負舉主”的為官潛規則，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充分彰顯了他剛正不阿的品格，這在結黨營私日趨嚴重的明末時期，更顯得難能可貴。王元翰不愿加入朝廷中的團團伙伙，他抨擊時政、揭露時弊的正義之舉在不正之風盛行的當時顯得尤為另類，被視為朋黨代言，使忠于履行言官職守的王元翰日益成為朋黨之爭的犧牲品。
一己之力，勇斗貪腐。明崇禎時期，黨爭頻繁，政治生態惡化。王元翰秉持公心，直言敢諫，不畏權貴。他直斥明神宗怠政，陳述天下的弊端，建議明神宗“一曰責法令之行，二曰專會推之權，三曰慎名器之重，四曰廣賜圜之詔，五曰嚴奏辨之妄”，并列舉了當時可痛哭者八件事，收錄于《神宗實錄》：“丁酉，工科給事中王元翰言時事可痛哭者八事。”王元翰嫉惡如仇，言語犀利，一針見血。首輔沈一貫權傾一時，朝中無人敢惹，王元翰不畏強權，彈劾其結黨營私、袒護邪臣。此外，王元翰還先后參劾過“勒索商民”的太監楊致中、“橫噬剝商”的內官王道、“頑鈍污穢”的兩廣總督戴耀和福建巡撫徐學聚、“生事誤國”的貴州巡撫郭子章等。正因他為民請命，敢于觸龍顏、惹權貴，受到云南道御史彈劾，被誣陷貪污。王元翰為自證清白，將家中所有財物悉數搬出，卻難證清白。作為一名言官，他至死也沒等到自己冤屈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由此可見政治生態惡化的明朝后期，一個為官者欲恪盡職守、以天下為己任固然不易，就是獨善其身也是非常困難。以至于一些人雖有心憂天下的拳拳之心，亦有無私無畏的行為，卻難以有所作為。
心系家鄉，寄情山水。王元翰雖有拳拳報國之心，卻為官場不容，僅做了4年言官便不再起用。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王元翰返回家鄉，在撫仙湖畔閑居，撰寫了大量借景言志詩句。他在《泛撫仙湖詣孤山用壁間韻》一詩中描寫了撫仙湖與孤山：“閑賦滄浪間濯纓，湖山蕭瑟趁秋晴。山當孤處群松伴，湖以仙名一鶴橫。”借撫仙湖與孤山的青山綠水之景，言自己潔身自好之志。寄情山水雖可一時聊以自慰，但作為一名有志之士，王元翰還是難掩惆悵之情。此時的他仍心懷百姓，對朝廷還抱有幻想，期待朝廷能重新起用他。天啟元年（1621年）仲春，“奢安之亂禍及云南，元翰捐谷募兵，以助防護會城昆明”。雖然歷經坎坷，經過家鄉青山綠水長期浸潤，王元翰直言敢諫之心依然沒有改變。
雖然王元翰至死也沒能洗刷掉被誣為貪官的恥辱，但是在其離世后，一系列客觀公正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為其恢復了名譽。其中，《明史·王元翰傳》稱：“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拄貴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鷙，舉朝咸畏其口。”工部侍郎劉宗周在為王元翰撰寫的《墓志銘》中說：“余既辱公同籍，且同志，寥寥吾黨，晨星盡矣，余而不志公，又誰為志公者？”倪元璐在《王諫議傳》中稱贊其為“人杰”。
（作者單位：云南民族大學紀檢監察學院、云南廉政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