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涉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持續發酵引發思考
復工復產不能一刀切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吳晶 韓亞棟
圖為6月12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北路天堂超市酒吧。（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北京天堂超市酒吧規模聚集性疫情，讓首都的防控形勢再次嚴峻復雜。
6月13日，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通報，6月9日0時至13日15時，涉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累計報告228例感染者。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劉曉峰表示，涉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處于發展階段，已涉及14個區和經開區的100個街鄉，續發病例涉及多個公共場所，呈現點多面廣的特點，疫情仍存在傳播擴散風險。
酒吧為何成為疫情“放大器”？復工復產如何避免“一刀切”？如何加強對空乘等重點行業從業人員的防疫管理？記者采訪了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城市治理研究院執行院長沈體雁，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姚永玲，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
酒吧成為疫情“放大器”暴露出哪些防疫短板
記者：連日來，天堂超市酒吧規模聚集性疫情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酒吧為何容易成為疫情“放大器”？這暴露出哪些防疫短板？
馬亮：酒吧是代表城市文化的重要公共場所之一，以夜間經營為主，加之客源廣泛而龐雜，人員密集聚集和高度密接，通風條件差，容易成為疫情暴發的關鍵節點。一些出入酒吧的消費者希望身份隱秘，酒吧為了吸引客源也在防疫措施方面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從通報看，北京天堂超市酒吧存在未按規定掃碼、測溫、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情況，疫情防控風險集聚。
沈體雁：酒吧等休閑娛樂場所是現代城市的重要公共空間，也是除居住空間、工作空間之外的第三空間。相較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第三空間具有很強的流動性、交互性、“潛水性”和模糊性。在沒有疫情時，第三空間有利于提升城市活力，激發城市創新，彰顯城市文化，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在疫情防控等應急狀態下，第三空間給城市治理提出了全新挑戰。必須加強對超大城市第三空間治理模式的研究，構建第三空間精細化治理體系。
記者：從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產業轉型升級的角度看，如何加強對酒吧等娛樂場所管理，促進相關產業轉型升級？
馬亮：酒吧、KTV等娛樂場所既是人員聚集和疫情擴散的關鍵節點，也是防疫戰線容易失守的薄弱環節之一。盡管這些娛樂場所的經營時段和方式有一定特殊性，但是不能成為例外，更不能成為防疫的失守短板。可以借助疫情防控的契機，加強對娛樂場所的規范化管理，并帶動這些產業轉型升級。比如，可以強化疫情防控的政策落實情況，視情況確定娛樂場所的運營資格。
復工復產不能一刀切，不可能一蹴而就，應分區分級、分類分時予以推進
記者：疫情暴發以來，一些地方分區分級、分類分時推進企業生產和復工復產。復工復產為何不能“一刀切”？分區分級、分類分時應注意哪些要點？
姚永玲：為避免疫情造成經濟的短期停擺轉向長期抑制，復工復產勢在必行。但復工復產不能“一刀切”，不能一蹴而就。僅就工作場所而言，不同場所之間就存在差別，有人流密集和聚集性強的場所，也有固定人員安靜辦公的場所，此外還有室外工作場所。
在落實差異化防控策略的前提下，遵循產業鏈規律，依據特定標準，分區分級、分類分時推進復工復產，才是安全有序、穩健高效的。復工復產行業選擇標準的設定，應充分體現重大疫情的特殊性，在產業關聯標準的基礎上，還應遵循保障基本生活需要、保障疫情防控、保障就業穩定和保障發展質量等標準。企業在復工復產過程中，也要關注其防控與經營的雙重角色，切實履行防疫責任。
馬亮：疫情防控要科學、精準和合理，不同地區、時段和企業的情況千差萬別，不能“一刀切”。復工復產要考慮多數企業特別是制造業企業的產業鏈存在聯動性。復工復產的政策制定要堅持一地一策、一時一策，根據防疫態勢變化進行動態管理。應根據本地情況制定預案，在相關條件達到時采取相應政策。
天堂超市酒吧規模聚集性疫情暴發后，北京宣布對酒吧等地下場所開展大排查，舉一反三，抓好整改，對防控措施落實不到位、地下密閉通風不良的場所暫停開放。
對重點行業高風險人群，需要落實責任，加強防疫管理教育，增強各個單位、部門之間的相互銜接和彼此協調
記者：6月10日，2名國航空乘核酸檢測陽性，2人均為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關聯人員。空乘是否屬于應加強防疫規范管理的重點行業從業人員？為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線，如何加強對重點人群防疫管理？
馬亮：民航作為與公眾出行息息相關的行業，其空乘人員屬于疫情之下的高風險人群。必須加強對此類重點行業從業人員的防疫管理。首先，要強化從業人員的防疫意識，明確其應承擔的防疫責任。其次，有條件的企業和用人單位應對重點人員采取閉環管理或輪班制等措施，確保防疫經營兩不誤。最后，相關單位應強化責任意識，落實“四方責任”，堅持履職盡責、失職追責，堅決防止疫情通過機場、航空器傳播擴散。
姚永玲：這涉及到城市管理中各個部分之間的相互銜接和彼此協調。大城市是一個由各種人群、各個部門組成的復雜而精細的系統，城市越大，系統越精細，牽一發而動全身。在針對重點人群進行防疫管理過程中，部門協同極為關鍵。一般規律是根據疫情防控過程中的具體責任和風險程度，由各相關部門進行會商，提出大家都接受并能執行的管理措施。
以民航空乘人員為例，一般由醫學專家根據風險程度，列出風險點所涉及的不同部門和人員；民航部門根據其員工生活習慣，對可能出險的行為進行合理引導；城市政府根據風險人員需求，提供生活服務。當然，在疫情防控中，還有很多其他部門、其他人員是重點人群，關鍵是要對風險進行預先評估，為城市政府和相關部門提供具體指導意見，讓相關部門參與制定管理措施。精細化的城市治理，就是要針對不同事件、不同場所、不同人員、不同部門拿出有區別的管理措施。
記者：最近一些地方暴發的疫情，折射出我們在城市治理方面存在哪些短板？城市治理特別是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能從抗擊疫情中收獲哪些啟示？
沈體雁：北京天堂超市酒吧規模聚集性疫情，反映我們城市治理體系與能力仍然存在死角與短板。一是對城市治理規律認識有待加強。對酒吧等城市第三空間的運行特點和治理規律認識不夠，導致我們對這類區域的超前謀劃不夠。二是超大城市治理的體制機制還需進一步完善。對于酒吧等新業態、新空間、新問題，公共衛生、市場監管、文化旅游、城市管理、基層治理等城市公共行政管理部門之間出現管理缺失，相互銜接和彼此協調不夠。三是治理手段還不夠精準。目前疫情防控的主要感知手段是基于手機信令、健康碼等社會感知技術，事實上城市里總有人沒有手機、不用手機甚至故意誤用手機，電子圍欄和大數據感知不到的“潛水”人群，給超大城市治理手段提出新課題。四是對大量自由職業者、社會閑散人員等組織化程度不高的市民群體的特點、活動規律、公共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需求等研究不夠深入。
管理死角問題，不能在發生問題后再去探討，而應事先熟悉管理和服務對象，把工作做在日常，預先考慮和設想各種可能發生的情境，這樣才能治“未病”。必須總結經驗教訓，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松緊平衡、有張有弛的超大城市公共空間、公共生活、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治理體系。
姚永玲：城市治理的工作就是不斷解決城市發生的問題，城市越繁榮，出現的問題就越復雜，城市治理的任務就越艱巨。
大城市人口密度高、人員復雜、流動性強，也正是這些特點使得大城市更需要科學的治理方法。精細化管理是防止“一刀切”的有效手段。實現精細化管理的核心是貫徹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在疫情防控中如何以人為本加強城市治理，是我們應該吸取的經驗教訓。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緊緊圍繞人民的需求來規劃、建設和治理城市
記者：哪些產業可以留在北京？這一直是困擾北京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難題。疫情對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何啟示？
姚永玲：北京市產業疏解和產業升級是針對長期以來形成的大城市病以及提高城市產業競爭力而言的。大城市病是指交通擁堵、環境污染、住房緊張、社會治安以及失業等不利于城市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一些問題。任何大城市都會有這些問題，大城市治理的主要任務就是解決這些問題。一些不適合在北京布局的產業疏解是解決大城市病的長期手段，疏解也是相對而言，并非所有人口聚集的場所都要疏解。在疏解產業的過程中僅有“白菜心”、沒有配套產業，形不成產業鏈和產業體系，高端產業也就成了無源之水。
大城市的高密度人口和高流動人口是創新的源泉，離開了這一點，大城市與中小城市沒有區別，沒有了創新活力，大城市也就不會存在。如何既保持城市的創新活力，又能減少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這是全世界大城市治理的難題。只有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精細化的管理手段，以及尊重科學的防控措施，才能實現大城市的現代化治理。
馬亮：北京的城市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與文化創意產業、高新技術、國際交流等相關的產業是北京重點發展的核心產業。與之關聯度不高的產業，可以通過疏解非首都功能來實現，可以抓住疫情防控的契機推動產業疏解和轉移。城市政府可抓住契機，積極推動核心產業的保障和扶持，推動非首都功能疏解。
在城市功能疏解方面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和相互關系，避免政府“越俎代庖”導致的問題。要尊重城市發展的自然規律，政府順勢而為地加以引導。此外，可以更好地處理存量和增量的關系，按照存量認定既定事實，而增量則予以限制或禁入，推動這些期望疏解的行業逐漸萎縮和退出。
記者：一段時間以來，人口過度聚集，讓北京資源環境矛盾日益凸顯。如何準確理解“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為什么既要持續推進新型城鎮化，又要防止人口過多往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
沈體雁：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改革開放以來首次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首次系統提出了新型城鎮化理念，開啟了我國城鎮化轉型發展的新征程。到2021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4.72%，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46.7%，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不斷增強，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
“以人為核心”是新型城鎮化的根本要求。“以人為核心”的實質就是要緊緊圍繞人民的需求來規劃、建設和治理城市。既做好城市生態修復、功能完善、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又統籌優化城市人口密度和空間結構，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讓人民宜居宜業，讓城市治理以人為本，科學高效。
馬亮：過去的城鎮化過分強調土地、行政意義上的城鎮化，而沒有真正聚焦人的城鎮化。“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就是要以滿足人對城市的需求來建設和推進城鎮化，比如市民對生態環境、居住條件、交通條件、休閑娛樂等方面的需求，以及老年人、兒童、青年等對城市的不同需求。過度擁擠的城市容易導致“大城市病”，毫無疑問不是“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要特別避免城市攤大餅式的盲目擴張帶來的問題，導致城市功能無法滿足人對城市的多元需求。
姚永玲：城鎮化不是一個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和面積的擴張，而是在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應當通過深化戶籍制度等關鍵領域的改革，推動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中心內容的農民工市民化。一方面，要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繼續把新增公共資源向農村傾斜，提高農村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水平，讓進城農民工及其家庭真正融入城市，享受同等的社會保障、義務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務。另一方面，要著力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實現農民工市民化，這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有效手段和最終體現。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必須在更深層次上認識城鎮化的規律以及城鎮化與其他經濟社會發展領域的關系，其關鍵就在于是否立足于以人民為中心。只有以人民為中心、順應發展規律的城鎮化，才能提高發展的共享性和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