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在審理工作中，善于總結和運用工作規律和工作方法，對于能動應對復雜多樣的違紀違法案件，穩妥駕馭紛繁復雜的證據材料，實現案件辦理的高質量，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筆者總結經驗，認為證據審核應當堅持“四個并重”。
一是堅持實體思維和程序思維并重。在證據審核中，既要注意審核用于證實違紀違法事實的實體性證據，又要注意審核能夠證實調查取證過程的程序性證據。常見的程序性證據包括訊問、搜查、查封、扣押以及重要的談話、詢問等調查取證工作的同步錄音錄像、對調查取證工作的相關情況說明等。通過對程序性證據的審核，能夠確保被審查調查人飲食、休息、安全等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障，確保實體證據真實性、合法性。比如，在搜查并扣押涉案款物的案件中，必須認真審核搜查、扣押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規，相關款物是否交由被審查調查人辨認等，以保證扣押物品和涉案物品的同一性，同時保障被審查調查人的合法權益。
二是堅持正向思維和逆向思維并重。正向思維是指站在紀檢監察機關辦案人員的角度，判斷在案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資格，在質和量上對證明案件事實是否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還需要補充哪些證據。而逆向思維則是站在被審查調查人、辯護人的角度，梳理目前的證據情況，通過大膽假設和沙盤推演，歸納未來訴訟進程中可能存在的證據問題和風險點，進而未雨綢繆，進行補充調查取證。比如，在存在多次受賄事實的案件中，巨額受賄的單筆或數筆受賄事實因對量刑有較大影響，在未來的訴訟中極有可能成為被審查調查人和辯護人的重要辯護點，因此辦案人員必須在證據上反復論證，做到無懈可擊。而對于關鍵證人態度反復的案件，對其詢問需要制作同步錄音錄像，并制作兩份以上筆錄，防止其未來出現翻證。
三是堅持宏觀思維和微觀思維并重。一方面，審理每起疑難復雜案件，審理人員都要有宏觀思維，首先要“跳出來”看問題。對于全案的證據情況要有宏觀把握和系統認識，在工作中有條不紊、統籌推進，避免陷入細節，顧此失彼。比如，筆者審理的一起比較復雜的違紀案件，被審查人違紀類型較多，且證據繁雜，但其中違反工作紀律的行為除了被審查人交代外，缺乏其他證據印證，證據明顯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按部就班地逐個審理違紀行為，則容易陷入局部和細節的“泥潭”，沒辦法及時發現明顯問題并反饋補正意見。相反，如果能對全案證據先有大致了解，對證據結構有概要性認識，就能針對違反工作紀律的孤證情況先與審查調查部門進行溝通，以此提高補正效率，提升辦案效果。另一方面，證據審核工作要有微觀思維，躬身入局。比如最常見的受賄案件，受賄人交代自己在外地出差期間，在某酒店收受行賄人財物，雖然受賄人的說法有行賄人的交代印證，但對于出行記錄、酒店入住記錄等均需予以核實，防止出現反證，可謂不厭其細。
四是堅持全局思維和重點思維并重。一方面，一般情況下每個案件均有其重點和難點事實，審理力量一般應更多地向這些重點板塊傾斜，圍繞構成要件夯實證據基礎，這也符合辯證思維。另一方面，案件證據之間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要善于發現不同違紀違法事實的共性證據問題，注意系統梳理，避免出現證據之間的矛盾。比如，對于受賄人多次利用職務便利受賄，有必要對其職務便利進行系統梳理，以便準確區分和界定普通受賄和斡旋受賄。再如，被審查調查人在多個住處，或者先后在多個辦公室受賄的，有必要對受賄人交代的受賄地點進行系統梳理，避免被審查調查人因為記憶偏差，或者有意設置“陷阱”，導致證據上出現反證。對于受賄金額較大的案件，對于錢款去向有必要進行系統梳理和調查，以利于印證案件事實，也有利于追贓工作的開展，等等。（陳國樹）
（作者單位：福建省廈門市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