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和田文書中的一件書儀，書儀用來指導書信寫作、典禮儀式，這件書儀介紹讀者一年十二個月不同時段氣候的寒暄用語，如“五月仲夏，蕤賓，暑熱，甚熱”；“九月季秋，無射，漸冷，已冷”。蕤賓、無射是十二律的名字，可與十二月搭配。（資料圖片） 圖②：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御題青玉采玉圖山子，山子是一種擺件，這件由和田玉制成的擺件，表現(xiàn)了采玉人的工作狀況。 （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wǎng)） 圖③：和田地區(qū)民豐縣尼雅遺址出土的漢代“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這件制作精細的紡織品，反映了當時流行的五行觀念和天文觀念，也表達了對國家強盛的祝愿。（資料圖片） 圖④：和田地區(qū)策勒縣丹丹烏里克遺址出土的“東國公主傳絲圖”木板畫，左邊的女性手指右邊的女性的帽子，暗示那里藏著蠶種，和田很早就從中原學習到了養(yǎng)蠶繅絲的技術。（資料圖片）
中華世紀壇藝術館正在展出“五星出東方——和田歷史文物展”。和田，因美玉而聞名天下，因絲綢之路而繁榮，通過和田歷史文物，我們能夠看到多元文化的交融之美，領略到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
和田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美玉的同義詞
中國古代兒童的啟蒙讀物《千字文》中有這樣一句：“金生麗水，玉出昆岡”，說的是黃金出產(chǎn)于金沙江，玉石出產(chǎn)于昆侖山。金沙江、昆侖山之外的地方，當然也出產(chǎn)黃金、玉石，《千字文》選取的是最有代表性、最廣為人知的地方。
由昆侖山積雪融水滋養(yǎng)的和田，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幾乎是美玉的同義詞。發(fā)源于喀喇昆侖山的喀拉喀什河和發(fā)源于昆侖山的玉龍喀什河，在闊什塔什附近匯合成和田河。在茫茫的塔克拉瑪干沙漠中，和田河特別顯眼，它是唯一一條能夠縱貫該沙漠的河流，最終將注入到塔里木河。喀拉喀什河和玉龍喀什河的名字都與玉有關，前者的意思是墨玉河，后者的意思是白玉河，就連和田這個名字也有“玉邑”的說法。
夏季的積雪融水往往形成洪水，將昆侖山中的玉石沖入河底，待到洪水季節(jié)過去，如果運氣好的話，能夠在河中尋到美玉。清朝的乾隆酷愛和田玉，有許多首詠和田玉的詩，其中一首說：“于闐（和田古稱于闐）采玉人，淘玉出玉河。秋時河水涸，撈得璆琳多。曲躬逐逐求，寧慮涉寒波。玉不自言人盡知，那曾隔璞待識之。卞和三獻刖兩足，審然天下應無玉。”
這首詩前六句寫采玉人不畏寒冷下河采玉。后四句提及卞和獻璧的典故，《韓非子》中說楚國有一個叫卞和的人，在山間伐木時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塊璞玉，他將之先后進獻給楚厲王、楚武王，他們派來的工匠只看了一眼就說卞和帶來的不過是一塊破石頭，卞和因欺君之罪而被砍去兩條腿。他捧著這塊璞玉在山中哭泣，楚文王獲知后，令人剖璞，果然得到精美無比的玉。乾隆由此感嘆，倘若隔璞辨玉的本事是真的，那天下早就沒有玉了。
乾隆令工匠制作了幾件表現(xiàn)采玉情景的山子（一種擺件），其中一件出現(xiàn)在故宮博物院正在舉行的“金玉滿堂——故宮博物院文化援疆匯報展”中。這件乾隆御題青玉采玉圖山子用的正是和田玉，在陡峭的山崖中，三位采玉人頭戴尖帽、腳蹬高靴，或手捧玉，或肩扛玉，拾級而上。
乾隆時代用和田玉制成的最大的一件玉器，是已經(jīng)陳列在樂壽堂二百多年的大禹治水圖山子，它以巨大的體量、精密的雕工而著稱于世。這件玉器具有高度的象征意涵，不僅因為大禹治水蘊含的治國理念，也在于玉器的生產(chǎn)過程充分展示了大一統(tǒng)國家調度各地資源的能力。這件玉器產(chǎn)自和田彌勒塔山，運到北京后，由清宮造辦處設計圖紙，再發(fā)往揚州雕刻，工匠們歷時六年方才雕刻完成，再運至北京。
和田的美玉與江南或中原的巧工的完美結合，創(chuàng)造出一件又一件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品。而這樣的結合，可以追溯到至少四千年前。
漢代實定和田南邊的山為昆侖山
1976年，考古學家在河南安陽殷墟發(fā)現(xiàn)婦好墓，大量精美青銅器和玉器出土，其中就有和田玉。婦好生活在商代晚期，距今超過三千年，那時和田與中原就通過玉聯(lián)系起來，學者們認為有一條連接兩地的玉石之路，而依據(jù)考古出土的玉器進行推測，它興起的年代比婦好生活的時代還要早，也許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
這條玉石之路，如絲綢之路一樣，是一組道路網(wǎng)絡的統(tǒng)稱，在具體路線上也與絲綢之路多有重合。按照學者們的構擬，玉石之路從和田出發(fā)，或由草原道，或由河西走廊道，或由青海道進入中原。
玉石之路將“西部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昆侖山脈、祁連山脈、肅北馬鬃山、肅南馬銜山等山系的玉料資源地與中原玉料消費地連接起來”，“來自西部的優(yōu)質玉料以其獨具的溫潤品質在諸多地方性玉料中獨占鰲頭，成為華夏王權和君子之德的最佳象征物”。
眾所周知，漢代張騫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開通絲綢之路。但鮮為人知的是，張騫出使西域還有一個額外的任務，即尋找黃河之源。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它發(fā)源于何處，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文化認同的問題。
《史記·大宛列傳》提到，張騫向漢武帝報告：“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這段話中的西海指地中海，鹽澤指羅布泊。張騫將河源定在了昆侖山，我們今天知道這并不正確，但由此卻帶來了另一項收獲，即昆侖山的實定。
在張騫之后，漢武帝接連派人去調查河源，所得結果與張騫并無二致，“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即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昆侖山最早見于《山海經(jīng)》，在眾山之中并無特異之處，而后昆侖山不斷被神化，其地位不斷抬升，《莊子》將昆侖山、泰山、黃河相提并論。昆侖山還與漢代廣為流傳的西王母神話結合在一起，西王母居住在昆侖山，具有長生不老的能力，這對漢朝人十分有吸引力。昆侖山本是神話中的仙山，是通天之門戶，漢武帝實定和田之南的山為昆侖山，讓昆侖山具體化，從神話走向現(xiàn)實，也表現(xiàn)了漢朝經(jīng)略西域的雄心。
對于中國人而言，昆侖不僅僅是一座山，而是萬山之祖，也不僅僅是萬山之祖，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山海經(jīng)》中有夸父逐日的故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昆侖”，這是何等豪邁，何等堅韌。譚嗣同的絕命詩中，也用到了昆侖的意象，“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肉身可滅，但為國為民的精神永世長存，與昆侖同光。
千年前的織錦寫滿對國家富強的祝愿
漢武帝實定昆侖山之舉，反映了祖國山水相連的觀念。中原與和田相距千里，通過玉石之路、絲綢之路，兩地緊密相連，中原的物產(chǎn)與文化來到了和田，和田的物產(chǎn)與文化也來到了中原。
由于干燥少雨的氣候條件，新疆保存了許多古代紡織品，這為我們追索絲綢之路的繁榮提供了直觀的證據(jù)。漢晉之間，絲綢之路南道上，除了于闐之外，還有許多小國，目前唯一能夠確定具體位置的是精絕古國，它的位置即今和田地區(qū)民豐縣尼雅遺址。尼雅遺址，正是出土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的地方。
《漢書·西域傳》中提到過精絕古國，它是漢朝西域都護府管理的地方，“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雖然僅有480戶人家，卻有士兵500人，因為精絕古國在絲路咽喉處，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彼時，精絕古國水草豐茂，尼雅河為它帶來了生機與活力。然而大概在4世紀時，精絕古國神秘消失，學者們?nèi)晕磳οУ脑蛴幸恢乱庖姡苍S與尼雅河改道有關，也許與精絕人破壞生態(tài)有關。
二十世紀初，斯坦因首先發(fā)現(xiàn)尼雅遺址，盜走大批文物。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學家對尼雅遺址進行了幾次考古，逐漸從千頃黃沙下挖掘出一個紅塵世界。1959年，考古學家在這里發(fā)現(xiàn)東漢“司禾府印”，表明東漢在此設立了屯田管理機構。1995年，考古學家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
這件錦護膊發(fā)現(xiàn)在一位男性逝者右臂的弓箭旁，據(jù)此認為它的作用是在張弓時保護手臂。來到中華世紀壇的是這件文物的復制品，由中國絲綢博物館提供，它很好展現(xiàn)了原件的色彩也是如此鮮明、如此燦爛。這件錦護膊由白、赤、黃、綠、青五色構成，裝飾有云氣紋、鳥獸紋、辟邪紋、日月紋等，在紋飾之間，赫然織就八個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我們且不去深究這件文物所反映的五行學說與天文觀念，僅僅這八個字便可感受到那時人們對于國家強盛的美好祝愿。這件文物生動展示了漢晉時期中原與西域的緊密聯(lián)系，生動展示了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
這件制作精細的錦護膊，并不是在本地生產(chǎn)的。和田較早從中原獲得養(yǎng)蠶技術，大概在公元3世紀，和田已開始植桑養(yǎng)蠶，生產(chǎn)本地絲綢，時至今日，和田、喀什、莎車等地生產(chǎn)的艾德萊斯綢仍受到人們的喜愛。
今和田地區(qū)策勒縣丹丹烏里克遺址曾發(fā)現(xiàn)一塊迷人的木板畫，它戲劇性地揭示了和田絲綢生產(chǎn)的起源。木板畫上一位尊貴的女性戴著華麗的帽子，她左側的侍女有些突兀地用手指著她的帽子。據(jù)《大唐西域記》的記載，東方的公主將蠶種藏在帽子中帶到了和田，和田人尊其為“東國傳絲公主”，將她奉為神明。
中原的絲綢在這里生根，漢字也在這里生根。尼雅遺址出土了大量西漢末至西晉的漢文簡牘，其中有《倉頡篇》，這是當時很流行的漢字識字課本。大概在公元4世紀，和田人嘗試用印度的婆羅米字母來拼寫于闐語，從而形成了于闐文。到了唐朝，和田實行漢語-于闐語雙語文書體制。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收藏的唐代和田文書中，有練習寫《千字文》者，有練習寫《蘭亭序》者，還有記錄十二個月不同時段氣候寒暄用語的書儀，可見當?shù)厝藢W習漢語的熱情。
五星出東方展覽中，觀眾可以見到幾枚漢代的漢佉二體錢，這是于闐人自制的錢幣，它的一面用佉盧文（源于古印度的一種文字）標記于闐國君的姓名、稱號、贊語，壓制馬或駱駝立像，一面用篆體字寫“六銖錢”或“重廿四銖銅錢”，它不同于中原內(nèi)方外圓的錢幣式樣，在制作方法上則采用了源自古希臘的打壓法。
季羨林曾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qū)，再沒有第二個。”在這枚小小的錢幣中，我們已經(jīng)看到了中國、印度、希臘三大文明的融合。這是絲綢之路留下的寶貴遺產(chǎn)，也啟示我們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羅慕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