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將清白繼家傳”，這是明代廉吏李炯然在生命最后時刻對后代的殷切期望。
李炯然，字漢章，山東蒙陰人。明代天順元年（1457年）中進士，初任戶部主事，執法不畏權貴。成化十三年（1477年），江北災情肆虐，南及揚州，北到徐淮，千里赤地，餓殍橫陳。李炯然奮然請命，赴安徽鳳陽一帶賑災，至則遍歷災區，動員地方上的富豪之家捐獻物資，并向鄰近州府借貸，使無食者食之，無衣者衣之，有疾者醫之，解民于倒懸。
李炯然夙興夜寐、恪盡職守，終至憂勞過度，遽然辭世于任上。眾為棺斂，閱其行囊，唯書數卷、藥數劑，另有遺詩一首：“強顏人世已多年，一事無成館遽捐。仕路哪知終粉署，宦囊誰信只青氈。死生有命吾何恨，俯仰無慚世漫憐。寄與故園諸子弟，好將清白繼家傳。”
捐館，即放棄自己的官邸，古時對官員去世的委婉說法。粉署是官署的代稱，東漢尚書奏事于明光殿，這座殿堂的特別之處是用胡椒粉涂墻壁，所以后世常用粉署、粉省來指代尚書省，或延伸到一般的官署。
李炯然的這首詩，說世事紛繁復雜，多年來，我勉力支撐，直至生命盡頭仍一事無成。我一生公忠體國、不蓄私財，以戶部郎中之職、在賑災任上結束從政之路，誰能相信我的宦囊中只有一席薄薄的青氈？我平生為人做事俯仰無愧，世人不必為我的離世惋惜。臨終之際，寄語老家的子侄輩們，一定要把清白家風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好將清白繼家傳”，李炯然用“清白”為自己的生命畫上了句號，這與其良好的家教家風是分不開的。李炯然的父親李柰，字時珍，宣德二年（1427年）進士，初授行人，后任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陜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等職。任監察御史期間，“糾舉不避權要”“尤惡貪暴”，有“鐵板李御史”之號；任參議戍邊期間，體恤民情，治民無冤獄，卓有政聲，又有“李佛”之號。參政孫毓田問他：“君御史，人號鐵板；今參議，又號李佛，何前剛而后柔乎？”李柰回答：“御史尚彈壓，參議貴撫循。官固不同，政亦有異，可一概施耶？”
李柰持身耿介，雖寒士時，非其義一介不取。鄉里有一巨豪，以不義致富，晚年卻禮賢下士，素慕李柰，以厚幣招之，李柰不往。有人認為李柰心胸狹隘，李柰說：“吾聞君子不飲盜泉之水，況不義之物而可受耶？”李柰曾奉命出使外邦，對于豐厚的饋贈，他分文不受，歸來時經過順德，同鄉之人、在順德為官的張時款待他，見李柰宦囊，認為里面肯定盛滿了遠方珍物，打開一看，竟是黃連數升，原來李柰“素苦目疾，故之備也”。
史載李柰“居官所在，有冰蘗聲。”古人認為冰最寒、蘗最苦，飲冰食蘗，比喻一個人處境寒苦而葆有操守。李柰“自奉甚儉約，居常食不兼味”。年老體弱辭官歸里時，“所積不足充道里費，身后惟遺書數千卷而已”，幸得同僚解囊相助才湊足路費。退居林下而心不忘朝廷，“每聞登一正人、行一善政，輒喜形于色，否則愀然不樂者累日”，其憂慮國事者如此。當時就有人評價“士如李時珍，當于古人中求之”。
李柰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教育子女義在利先、儉以養德、清白傳家的道理并督促其踐行。臨終前，李柰遺命李炯然：“吾遭時發身，官至方面，得保首領以沒，固無所憾。但念國恩未報，汝今忝科第，他日當盡忠所事，以補乃父之不足，即吾死瞑目矣。”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不忘叮囑兒子忠于職守、勤于政事、力行不怠，不要辱沒了清白的家聲。李炯然也沒有辜負父親的教誨，一生勤謹做事、清白為人，直至累死任上。
李炯然長子李夢龍，弘治六年（1493年）進士，地方志記載其“令宣城，守定州，治行卓異，升甘肅兵備副使。時外寇內饑，夢龍調度有方，軍民賴之。”李炯然弟李燦然，次子李夢麒、三子李夢麟、四子李夢熊，以及李炯然孫、李燦然子，科第連綿，有“一門三進士，父子九登科”之稱，同時也以清白的家風和操守為后世敬仰。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好將清白繼家傳，清白家風是留給后人最好的財富。（伊廷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