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資治通鑒》書影。司馬光修此書時，有幾位重要助手，其中范祖禹以唐史見長，范祖禹一家是北宋以修史而聞名的家族。 圖片來源：《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知識庫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縣蘇母祠中的蘇母像。蘇洵之妻程夫人出生于青神，此地以第一代蜀王蠶叢著青衣教民養蠶而得名，程夫人曾在眉山城內的紗縠行經營紡織業致富，使蘇洵得以安心求學，無后顧之憂。青神縣紀委監委 供圖
明代四川唯一一位狀元楊慎像，楊慎一家以“四重家風”傳世，在明代取得了顯耀的科舉成績。 資料圖片
西漢文翁治蜀大興文教，建立石室精舍，是我國古代第一座地方官辦學校。資料圖片
天府之國，山川壯麗，人文深厚。四川古代歷史上誕生了許多文化名人、文化世家，他們或以經學立身，或以文學名世，或以史學傳家，探尋他們的故事，我們能看到家學、家風、家訓的深遠影響。
文翁化蜀文脈之源
追溯四川文脈的起源，西漢的文翁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文翁并非四川本地人，他來自廬江郡舒縣（今安徽舒城），在漢景帝末年來到四川擔任蜀郡太守。這位“少好學、通《春秋》”的官員，“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意圖改變這種社會風氣，遂大辦學校，推廣教化。
文翁的措施有二：一是從郡縣小吏中選出十來位有資質者送去都城長安學習，他們或學律令，或從博士學習經學，這些人學成歸來后，文翁都予以重用；二是在成都南門“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創辦石室精舍，就學者可以免除徭役，學習成績優秀者可補為郡縣吏。文翁巡行治下各縣，總是讓通曉經書大義、品行端正嚴謹的學生與他一同前往，讓他們傳播教化。
石室精舍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意義非凡，它是中國古代第一所地方官辦學校。《漢書》說漢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創辦的石室精舍，歷經兩千多年世事滄桑，弦歌不輟，今天以石室中學的身份，保存了四川人對文翁的記憶。尤其令人感喟的是，從石室精舍到石室中學，辦學地址保持不變。
文翁創辦石室精舍后，“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崇文之風深入人心。《漢書》設《循吏傳》，專為遵循法度、清廉愛民的官員立傳，開篇的循吏即是文翁，他代表了漢文帝、漢景帝時代的循吏，其特點是“居以廉平，不至于嚴，而民從化”。
“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在四川古代歷史上，文翁化蜀是與李冰治水同等重要的大事，李冰治水在物質上造就了天府之國，而文翁化蜀則在文化上奠定了文獻之邦的基礎。探索四川文脈，我們會發現如文翁這樣的外地來川人士，占有相當分量。巴蜀大地以廣闊的胸懷接納這些或進取或失意的人士，而他們也為這片土地帶來文化上的滋養。
這種滋養是多方面的，其中對家風的重視令人矚目。三國時代的諸葛亮，以“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教子，倡導樹立高遠的志向，刻苦學習、提高才能、報效國家；唐代大詩人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近四年，在這里他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吶喊，這位“詩是吾家事”的詩人以詩教子，他期待后代“熟讀文選理，休覓彩衣輕”；晚清官員丁寶楨乃是貴州人，在川為官十年，政績卓著，深得民心，他喜歡以家書的形式向后人傳承家風，他要求子孫“事事悉存忠厚之心，不敢侮人，不敢慢人。遇有善事，量力樂做。不可妄取民間一錢，如公余之內稍有贏余，即以之救濟窮苦貧民”。
先賢的這些教誨不是憑空而來，而是長期生活經驗所得。說給家人聽的話發自肺腑，帶著滿滿的暖意和殷殷的期待，期待家學家風得到傳承。
三范修史家學深厚
若論四川本地誕生的文化名賢，很多讀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蘇軾一家。三蘇的光芒確實耀眼，但也無法遮住宋代四川的群星燦爛。近代一位四川學者說：“《宋史》列傳八百余人，而蜀中一隅之地，多至百數十者，其他見于故書雅記者猶數倍于茲。終兩宋之世，吾蜀人才臻于極盛，殆自來所未有。”
宋代四川人才與學術之盛有多方面原因，唐代中期以來，四川的局勢較為安定，五代十國時期，北方兵戈擾攘，統治蜀地的后蜀政權能夠保境安民，經濟持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亦未中斷，大量移民的遷入，給四川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的刻書業在后蜀時期十分發達，并延續到了兩宋，產生了“蜀本”。蜀本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在眉山雕印的《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被稱為“眉山七史”。
眉山正是三蘇的故鄉，在叩響三蘇的家門前，我們不妨先轉去拜訪另一個文化世家，倘若說三蘇以文學見長，那么這個來自成都的文化世家則以史學見長，留下了“三范修史”的佳話。
“三范”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范祖禹。范祖禹年幼喪父，是叔祖父范鎮撫育他長大的。范鎮不僅是一位敢于直諫的官員，也是一位史學家，曾參與編修《仁宗實錄》和《新唐書》。范鎮對這位心思敏感、刻苦念書的侄孫評價很高，認定他是“天下士也”。
循著科舉之路，范祖禹在嘉祐八年（1063）登第，這一年他23歲，此后曾有一段在地方為官的生涯，但已經很難考索。范祖禹家與司馬光家是通家之好，司馬光在洛陽主持編修《資治通鑒》時，范祖禹是一位重要助手，史載他“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直到書成后，經司馬光推薦，任秘書省正字。
《資治通鑒》是一部體量很大的歷史著作，在編修過程中，司馬光不只有范祖禹一位助手，各助手專攻不同斷代，范祖禹專攻唐朝。范祖禹獨立撰寫的歷史著作中，對后世影響最大者應為《唐鑒》，元祐元年（1086），范祖禹將此書進獻給宋哲宗。與《資治通鑒》的寫作目的一樣，《唐鑒》亦希望以一朝歷史之成敗為鏡鑒，啟示今人該如何治理好國家。
范祖禹曾任經筵講官，“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贊他為“講官第一”。有一回，蘇軾欲與范祖禹就某事上奏朝廷，看到范祖禹的奏章后，蘇軾說“公之文，經世之文也”，決定把自己寫好的奏章收起，在范祖禹的奏章上附名同奏。
范祖禹還參與了《神宗實錄》的編修，他深得家學之真傳，又將其傳到了其子范沖手上。“三范”均參與到了實錄的編修中，范沖受命參與重修《神宗實錄》《哲宗實錄》。他以“好義樂善”著稱于世，在靖康之難中，他不僅帶著本家人還帶著司馬光的家屬遷至江南。當他得知汪藻修日歷（起居注、時政記、日歷等都是古代歷史典籍體裁，日歷逐日記事，是實錄的材料來源之一）之事遇到困難而不得不中止時，他擔心史料就此散失，向朝廷上奏，希望給予汪藻修史提供一些支持。
汪藻最后能修成日歷，自有范沖的一份功勞。范沖愿意為此事奔走，并不只是出于“好義樂善”或歷史學家之間的惺惺相惜，也出于對歷史的敬畏、對文脈傳承的堅守。
孝恭勤儉蘇母育賢
從成都乘坐高鐵，不到半個小時即可到三蘇故里眉山。老城區中，三蘇祠每年吸引眾多游客前來拜訪，這里原是三蘇的宅第，元代改宅為祠。三蘇祠旁的一條步行街，街口的紅色牌坊指出這里是“古紗縠行”，是古代眉山一個以經營絲綢為主的市場。蘇軾曾提到過這個市場，是在一篇回憶母親的文章中提到的。
三蘇的背后，有一位偉大而不為人知的女性，我們不知她的真實名字，姑且稱之為程夫人。司馬光曾應蘇軾兄弟之請，為程夫人撰寫了墓志銘，他對程夫人的評價是“勉夫教子，底于光大”。三蘇的成功離不開程夫人默默無聞的付出，探尋三蘇的家風更離不開這位外可經商致富、內可詩書教子的賢妻良母。
程夫人出身于眉山一個官宦之家，父親程文應曾為大理寺丞，她十八歲嫁給蘇洵，當時蘇家已至極貧的地步。有人好心建議“孝恭勤儉”的程夫人，何不開口向娘家要一些生活費用，疼愛女兒的爹娘沒有拒絕的道理。程夫人沒有開口，她此時擔心的是別人或許因此誤解蘇家，以為是丈夫要求她向娘家借錢。
蘇洵遲至27歲才發奮學習，是大器晚成的典型。蘇洵知道妻子對于自己“游蕩不學”是有些不滿的，但她什么話都沒說。有一日，當蘇洵開誠布公地將自己求學的打算與顧慮說給程夫人聽時，程夫人告訴他只管用心求學，將養家的事交給她——“子茍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她將家中所有不必要的服飾器玩賣掉，啟動了一項經營事業，在紗縠行經營紡織業，程夫人經營有方，“不數年遂為富家”，蘇洵沒有了后顧之憂，得以專心學習，終成一代大家。成為富家，卻讓程夫人有了新的憂慮，她認為多財會讓子孫驕縱，遂大力周濟親戚與同鄉。
程夫人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化修養，其墓志銘稱“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她能夠在有字之書與無字之書中，尋到適合教子的材料。蘇軾兄弟幼時，程夫人常親自教導他們讀書，告誡他們讀書不可像世俗一樣，只是為了讓別人知道自己是讀書人而已，如此讀書只是貪慕名利而不求實。她“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厲之”，是故當蘇軾讀到東漢義士范滂遭到迫害而與母親泣別的一段時，問“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程夫人以“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作答激勵。
蘇軾有幾篇文字追憶母親對自己的教誨，其中一篇說的是兒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眾鳥巢其上”，程夫人告誡眾人不得殘害鳥雀。數年間這里成為了花與鳥的世界，尤為珍奇的是有著漂亮羽毛的桐花鳳，它們竟不害怕人，別人都以為此事甚奇，但蘇軾從中悟出了大道理：“人害甚于蛇鼠”，所以鳥兒不敢靠近，“苛政猛于虎”，故而會讓百姓害怕，而要讓百姓親近，就須施仁義。蘇軾一生仕途坎坷，但所至皆有善政，乃是心中常懷仁義二字。
四重家訓成就狀元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是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的名句。蘇軾逝世之后四百余年，成都新都的一位詩人將其化用在自己的詞作《臨江仙》中——“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相較于這首詞的流行程度，它的作者楊慎或許沒有那么知名。楊慎是明代四川歷史上唯一一位狀元，正德六年（1511），24歲的楊慎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在此之前，楊慎的父親楊廷和、祖父楊春、叔父楊廷儀先后考中進士，楊廷和官至內閣首輔；在此之后，楊慎的二弟楊惇、堂弟楊恂、兒子楊有仁在五年內陸續考中進士，楊慎家族創造了“一門七進士，科第甲全川”的美談。
在楊慎家族中，流傳著“四重家訓”，由楊慎曾祖母、楊春母親熊氏歸納，“四重家訓”即“家人重執業、家產重量出、家禮重教倫、家法重教育”，簡潔明了，前兩條說的是持家的物質方面，后兩條說的是持家的文化方面。楊春等楊氏后人對此家訓做了一些簡要解釋，“家禮重教倫”一條提及要遵循朱熹制定的家禮，“家法重教育”一條提及要學習五代竇燕山的教子法，竇燕山教子有方，五子俱登科。
不知楊春是否預料到，楊氏在一百年的時間中先后七人登第，他的孫子楊慎更是成為狀元。楊慎由狀元開始自己的仕途，起點之高，他人難望項背，而楊慎仕途之曲折，亦讓他人唏噓不已。因為卷入到“大禮議”事件中，楊慎兩受廷杖，被貶充軍云南，這一貶就是三十多年，直至他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死于昆明。
楊慎一生有一半的時間是在云南度過的。恰如蘇軾被貶海南，“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彩云之南對于楊慎而言是另一個故鄉，“遠夢似曾經此地，游子恍疑歸故鄉”。他在云南進行了廣泛的游歷，與云南當地文士相互酬唱，留下了許多對云南山川風物的吟詠，留下了《云南山川志》《滇載記》等著作。楊慎滋潤了云南文脈，至今在昆明等地還有紀念他的祠堂。
楊慎的故鄉成都當然也沒有忘記他，楊慎家族的祠堂還保留在新都，在以楊慎的號升庵命名的公園內，天府家風館拔地而起，它將從古至今與四川有關人物的家風、家訓、家教以靈活生動的形式呈現給廣大觀眾，當我們贊嘆四川人物之優秀時，莫忘前賢如何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莫忘前賢如何修身齊家、崇勤尚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