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金史》刻本書影。 （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古籍平臺）
孝弟敬慎，則為君子。暴戾隱賊，則為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
——《金史》列傳第六十六
“國有明罰，吾不得私”，這句話出自金朝廉吏劉煥之口，原文載于《金史·劉煥傳》。全句是“孝弟敬慎，則為君子。暴戾隱賊，則為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表明了劉煥為官正直守法、揚善懲惡的優秀品質，同時也折射出儒家主張德法兼治、公而不私的政治文化和傳統。
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劉煥這段名言的含義。
從文義來說，孝，即孝養父母；弟，通“悌”，指的是敬事兄長。孝悌自古以來就是儒家推崇的重要德目，也是儒家認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所在。“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論語·學而》）儒家認為，一個真正做到孝悌的人，是不會胡作非為的。因為孝悌內在地固有一種不容置疑的正當性和重要性。那么，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應當把孝悌這種倫理道德作為理所當然的行為準則加以接受，并將此視為須臾不可離的安身立命之道，在日常生活中予以踐行。
敬慎，指的是恭敬謹慎，語出《詩經·大雅·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強調君子要恭敬謹慎，以當好眾人的榜樣。孝悌敬慎自古即被中國人視為重要的倫理道德規范，也是人們相信且要力行的正當之事，能夠有效地維系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和諧。孔子曾告誡其弟子要“入則孝，出則悌”（《論語·學而》），就是把孝悌作為立身做事、待人接物的準則。劉煥認為惟有敬上尊長，謹言慎行，才可以稱得上是君子。反之，暴戾隱賊就必然是小人，要受到人們的譴責和排斥。隱賊，即陰險狠毒之意，出自《史記·五帝本紀》：“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慝，天下謂之渾沌。”狃，原意是犬性驕，后來多指習以為常、因襲之意。狃于故習，此處指慣于為非作歹的習性而不改。概而言之，是警誡惡人要為善去惡，切勿怙惡不悛。因為國家法令昭彰，一旦違犯就必須予以懲治，不容徇私。
接下來，我們說說劉煥這個人。
劉煥，字德文，家住中山（今河北定州），自幼便表現出與眾不同的一面。宋金之交，兵荒馬亂，中山城內缺少食物，家人煮糟糠為食，劉煥只喝上面的清湯而把濃稠的部分留給其母親，鄉里人稱贊不已。長大就學，劉煥在寒冷的冬天還勤奮苦讀。劉煥于天德元年（1149年）考中進士，被派至任丘當縣尉。當時的任丘縣令多有貪污，劉煥常常規勸他不可如此。
劉煥后來調至中都（今北京）擔任市令，職責是管理市場。當時樞密使仆散忽土家里有個編織工，仗著有后臺就在街市牟取私利，還不肯服差役，劉煥便依法將其逮捕。仆散忽土召劉煥前去，意圖干涉并令其放人，但劉煥不僅不去，還公開揭露了這個編織工的罪行并依法處以鞭笞。
由于為官公正廉潔，劉煥隨后被任命為京兆（今西安）推官，負責刑獄及相關訟務，后來又任北京警巡使，掌管警衛巡視等事。其間，城中有兩個惡少經常作亂，劉煥逮捕了他們并在庭中依法予以杖責，同時還不忘教導他們，于是就有了本文講的這句名言。
史載，劉煥在被征召為監察御史離任之時，父老數百人攔住去路不讓他離開，有的擋在他的車前，有的拉著他的靴鐙，嘆道，我們想挽留您再為官一年，卻難以做到啊。可見其聲名德望之高。劉煥此后又有多次官職調動，所到之處一概守職奉法，深得百姓愛戴，最后逝于任上。
我們再來說說劉煥這句名言涉及的君子小人之辨。
歷史地看，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區分，自古以來就被視為是一個極富思辨性與道德教育意義的話題。而關于君子和小人的相關論述，無論儒家抑或是其他流派也都數不勝數。最初，古人在區分君子小人之時，是以各自所居的階層劃分的，并沒有道德的意味。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觀念的變遷，后來逐漸以儒家倫理道德作為評判君子、小人的標準。
儒家傳統倫理道德，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五倫八德。五倫即孟子所說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指的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如果為人處事能與此五倫八德相契合，便可視為君子，反之則是小人。在儒家看來，這些德行集蘊著一種普遍的善好德性和情感心理，不僅是人們道德行為的典范和準則，也構成了社會行為的規約和條律，能有效維持倫常制度和社會秩序的有序和穩定。
當然，從現實情況來看，君子與小人在形貌上難以分辨，只有考察“存心”處，才能判別其善惡。“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愛人敬人之心”。所以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離婁下》）。小人則與此相反，見利忘義，怨天尤人。朱熹明確指出，“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可見所謂君子小人之分，就在公私之間，君子多指存心為公之人，而小人就每每貪好一己之私。
劉煥告誡惡少要明辨君子小人，不可怙惡不改，看似在拿國法說事，實則是告訴他們必須懂得做人的道理。就傳統禮俗社會而言，長久以來受儒家仁禮思想的影響，強調修身為本，以德為先。隨著時代的變遷，儒家的德治傳統也在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等變化的影響下，不斷調整和改變著存在形式和表達形式。把禮治和法治結合起來，成為一種禮法并重、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劉煥把道德和法理一并講與人聽，其實就是把法律和道德結合起來，使其共同發揮作用，實現善治。（谷文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