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甲骨文、竹簡帛書、古抄本、版刻書、活字本、鈐印本等諸多不同樣式的古籍能給我們帶來一種文化愉悅感？
為何宋代四大書《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四庫全書》值得我們關心和守護？
為何敦煌遺書、趙城金藏、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南宋內府寫本《洪范政鑒》、黃善夫刻《史記》、《坤輿萬國圖》等讓人怦然心動？
為何《納西東巴古籍》《清代科舉大金榜》《清代“樣式雷”建筑圖檔》《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等古籍文獻是世界級的記憶遺產？
究其原因，除了文獻本身的珍稀性質之外，還有鑒賞家在美學欣賞上給這些古代書籍賦予了文化、歷史的價值，還有版本學家通過他們的工作，“抖落了古舊書籍上塵埃，讓它們發出了珍珠般的光芒。”
古籍是傳承和賡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典籍琳瑯，照見中華文明的廣大、持久。了解古籍，不能不了解版本。
在典籍中盡可能為未來保留文明的種子，是中華文化延續發展的動力之一
古籍是古代的文獻典籍，是人類文明的載體。將文明書寫在祖國的大地上，將歷史記憶保留在祖國的文獻中，是中華文明的特點之一；在典籍中盡可能為未來保留文明的種子，是中華文化延續發展的動力之一。重視典籍、珍視傳統的文明特色，因時因地、歷代延續的文化特質，不僅造就了中華文明的根基，構成了傳統文化的底蘊，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歷史的經驗和文化的空間。
據權威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現存古籍約20萬種50萬個版本，而《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著錄的全國485家古籍收藏機構及個人收藏的古籍珍品已達13026部。珍藏在各級各類古籍善本書庫中的古籍，需要古籍人的專業守護、科學研究和揭示闡發，才能讓古籍在當代發揮價值。
近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古籍化私為公，成為人民共享的珍貴典冊，典守者、研究者和傳播者的責任重大。古籍館員在各級各類圖書館、博物館中守護大量的古籍，一代又一代人默默奉獻；古籍研究者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長期從事古籍的整理闡釋，為古籍的當代轉化貢獻力量；古籍整理出版機構通過仿真影印、點校整理、譯注解讀等方式為人民提供便于閱讀的作品。
古籍版本的研究就是以這些古籍為基礎展開的，同時具有職業工作性質、學術研究特點、自成系統的文化遺產傳承和保護工作。就學術研究來說，對古籍進行調查、收集、歸類、整理、?？?，對現存的每一部古籍在各個時期、各個地域、各個刊刻機構編刊的情形加以科學的調查和研究，對古籍的編寫、刻印、流傳、保存的情況予以揭示，對古籍的載體、形制、文本內容予以分析，對古籍的制作工藝、生產要素、保存保護加以研究，構成了古籍版本學的主要內容。
以古籍作為重要載體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先民們的智慧創造，傳承和弘揚這一文化是大眾參與的歷史進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對經歷史選擇、傳承至今、作為精神文化和民族記憶的物質和精神遺產展開全方位的保護行動。古籍的保護、研究和傳承不能是圖書館、博物館、高等院校、出版單位和宣傳機構單獨的行動，必須是集合了各系統各單位力量，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具體實踐中展開的文化遺產保護工程，是事關堅定文化自信自強的基礎工作。
版本是對古籍多樣性的考察與揭示，版本學的出現是文化發展繁榮的結果
版本的故事，是人和書的文化歷史。一部古代的書籍由編纂者編寫、出版者刊印后進入書籍世界，交易、交換、流布、傳承，在閱讀者手中閱讀、鑒賞、傳遞、守護，經歷了時間、人事、自然的重重考驗之后，最終成為我們所認知的古籍。
版本，在特定語境中一般指書籍，特別是雕版刷印書籍的不同本子，因此也可以用“板本”一詞。隨著雕版印刷成為歷史，我們就基本上不再用“板本”這個具有歷史感的詞匯，與此同時“版本”一詞的意義也擴展到書籍之外的其他事物，成為多樣性和差異性的標示詞匯。
正如版本這個詞的現代含義所揭示的那樣，研究版本，不單單是考察一部版刻書籍卷帙的全與闕、文字的誤與確、刊工的工與拙、裝幀的精與粗的學術操作，更是對事物的這種多樣性予以全面的考察和揭示，并盡可能探尋其多樣性表現的原因。
版本學的出現，是文化發展繁榮的結果。從甲骨文開始，中國的文字及其書寫以藝術感、秩序感和形式感的特點得以傳承和延續；從竹簡書冊開始，中國的書籍及其制作以無所不包的內容、無遠弗屆的影響、世代延續的發展，構成了中華典籍文明。
書籍作為一種信息集合和承載的物品，從其撰述的創作環節到生產的制作環節，從流通的市場環節到遞藏的傳承環節，具體的人對其所見、所持的每一部書都可能帶來直接或者間接的改變，書籍也就具有了人與事、時與勢、地與世的歷史屬性，也就有了我們所見書的可見可知的諸多差異性和多樣性。為了表達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也就有了版本區分、鑒別和考訂的必要。如果書籍不會因人因時因地而發生變化，能夠保持某種恒定的狀態，也就無所謂版本學。在書籍世界中，變化是常態和必然，書的價值和人們的認識也因時改變，所以版本的鑒定和欣賞也就必不可少。
版本的鑒定和欣賞都是為了文明的傳承。所謂的古籍欣賞，不是僅僅對珍稀的古籍發出驚奇的贊嘆，抑或對古舊的書籍進行價值的判斷，而是指對版本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信息和藝術價值予以尊重，并在交流、分享和傳播中傳承我們的歷史文化。正如作家福斯特（EdwardMorganForster）所說，文化“只有傳承，才能欣賞”，“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在享受文化愉悅的同時，不忘初心，傳遞文化，因為有些事對我們來說是獨一無二的無價之寶，我們有義務將這些瑰寶推向世界。”
古籍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文化自信提供豐厚且堅實的精神資源
版本學作為一門具有學術色彩的中國傳統學問起源甚早，其繁榮則肇端于明代。版刻書籍經唐、五代到宋元，編纂者、贊助者、寫手、刻工、書坊主、藏書家共同協作，為后世留下了精妙絕倫的諸多藝術珍品，數百年間的書籍藝術和典籍制造讓古籍版本成為可能和必須。至明代，人們繼續將典籍收藏、守護和傳承視為國之大事，把書寫文明與國家文脈之勢、個人精神之學相關聯。
誠如王陽明在《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中所說的：“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所謂常道，是和人民生活相關的大道，它常以書籍形式傳承下來，其中反復為人閱讀、研討、欣賞者便是經典。
經典不是被當作裝飾性的古董、知識性的讀本、粉飾性的文字，而是被當成具有社會教育意涵的典范、文化傳承意義的準則以及自我覺醒意義的典籍。
研讀古書、欣賞古籍、傳承古典，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古籍、目錄，不再僅僅是一種記錄古代人種種色色“產業庫藏”的冊子，不再僅僅記錄“名狀數目”而已。版本、?？保跁目?、收藏、鑒賞、研究的基礎上成了學術的關注點和出發點。明人宋濂《文憲集》、吳寬《家藏集》、祝允明《懷星堂集》、楊士奇《東里文集》、陸深《儼山集》、文徵明《甫田集》、郎瑛《七修類稿》、楊慎《升庵集》、鄭曉《今言》、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焦竑《玉堂叢語》、沈德符《萬歷野獲編》等多有收藏、鑒賞、傳播古籍的文章。至于《文淵閣書目》《南雍志·經籍考》《古今書刻》《行人司重刻書目》《澹生堂藏書目》《百川書志》《內板經書紀略》《內閣藏書目錄》《汲古閣?？虝俊返裙讲貢虝夸洺霭?，使古籍版本之學向縱深發展。
清代的版本目錄學是清代學術之林的一個門類，?？蹦夸泴W與經學、小學、史學、考據學、地理學、金石學、諸子學、治事學、歷算學、博物學等共同構成了清代樸學。從朱彝尊、錢曾、徐乾學、章學誠、何焯、盧文弨、紀昀、鮑廷博、彭元瑞、吳騫、丁杰、陳鳣、秦恩復、黃丕烈、阮元、顧廣圻、周中孚、張金吾、譚瑩、錢熙祚、張文虎、莫友芝、丁丙、張之洞等，直到晚清民國時代的楊守敬、繆荃孫、葉昌熾、葉德輝等，莫不以藏書、鑒書、校書、刻書為志業，鑒賞與校讎并重，著述與爭鳴并進，推動了版本學的深入拓展。傳統的版本學問被系統總結和提高，《天祿琳瑯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書敏求記》《經義考》《愛日精廬藏書志》《善本書室藏書志》《書目答問》等都已是版本學的經典名著。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古籍人才培養、收藏保護和整理研究有了新的發展，以此為職業者頗夥，且專門之家輩出。劉國鈞、謝國楨、王重民、顧廷龍、趙萬里、張秀民、張舜徽、胡道靜、魏隱儒、冀淑英、宿白、來新夏、丁瑜、李致忠、韓錫鐸、楊成凱、曹之、肖東發、陳先行等圖書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機構等單位的從業者，皆有古籍研究論著行于世，構成了新中國古籍版本學的新樣貌。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文化自信提供豐厚且堅實的精神資源，成為新中國古籍工作的基本特征。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古籍保護，關懷古籍事業，把古籍工作提升到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的戰略高度，“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多次參觀古籍展覽，提出了“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的重要論斷，親自批準建設中國國家版本館的項目，強調要“把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繼續傳承下去”，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不僅為古籍保護事業指明了發展方向，也為古籍版本的研究指明了發展道路。（國家圖書館 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