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繼魯(1498—1547)，字道甫，號松山，云南都指揮使司云南右衛(今云南省昆明市)人，祖籍浙江錢塘(今杭州)，出生于沾益炎方松韶關村。明嘉靖二年(1523)中進士，授澧州知州之職，后因事改任國子監，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謚清愍。孫繼魯耿直忠厚，所到之處憑借清廉節義聞名。因其為官公正廉潔，人稱“孫青天”，與宋代“包青天”、明代嘉靖末年“海青天”(海瑞)并稱為中國歷史上的“三青天”。因出生于珠江源頭、松濤陣陣的方松韶關村，常以“松之高潔松之傲骨”自警自律，好詩文，著有《松山文集》《破碗集》《習社祠堂記》等。
來時“不取分毫” 去時“兩袖清風”
孫繼魯少聰穎，勤讀詩書，可過目不忘。正德十四年(1519)，21歲的孫繼魯中舉人，25歲中進士。承襲祖輩廉潔之風、忠諫之訓，一生剛正不阿，清白為官，愛民如子。
在其到淮安任職時，原知府銀庫中有萬余兩白銀，按照慣例，對于這些留存的“小金庫”里的銀兩，知府等地方官員都可以私自取用。但孫繼魯分文不取，“嚴肅法紀、整頓吏治”嚴禁其他官員私自取用，并將這些銀子造冊分發救濟百姓。后來，在村民為紀念孫繼魯而雕刻的功德碑中可見“數萬人把香而來”，大意是幾萬人拿著香來祠堂敬奉這位父母官。
孫繼魯秉公執法，嚴肅整治一些不守法紀的皇室宗親。二十二年，進分守冀南道，執法不阿，宗藩畏之。在其升任山西冀南做參政之時，當地民眾戀戀不舍，拉住其所駕馬的韁繩不忍放手。被其整治的王室宗藩乘機報復，有百余名皇室宗親子弟將其團團圍住，仔細搜查所帶“財物”，“暨遷按察使，宗藩百余人擁馬發其裝”，豈料“敞衣外無長物”，除了隨身攜帶的幾件破衣服外，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正是其“兩袖清風”不裹挾私財的真實寫照。
宗室藩王佩服地說，“我高皇族(明太祖)登位迄今一百七十余年，罕見此官”，他們深感愧疚，“乃載酒謝過。”連忙取來酒食，向孫繼魯賠罪：“想不到你是這樣清廉的人，我們誤解你了。”
一生剛正不阿 為民忠言直諫
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孫繼魯遷任陜西右布政使。后擢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楊守謙巡撫山西。孫繼魯到山西的第二年，值總督都御史翁萬達來山西“察失立防”。翁萬達“察失立防”中標新立異，提出“撤雁門、寧武、偏頭三關守軍，并力守大同關”的主張。孫繼魯曾在山西任職多年，深悉地情，對翁氏這種“虛內實外”的一孔之見進行抵制并提出正確主張。
翁不但不反思，反而懷恨在心，于是上疏朝廷，誣陷孫繼魯“詆毀防秋，阻撓邊事”。
孫繼魯據理力爭為民請命，向嘉靖帝上書言：“紫荊、居庸、山海諸關東枕渤海，雁門、寧武、偏頭諸關，西據黃河，此天設重險以衛國家。今翁萬達欲撤雁門諸關以守大同，無異于撤居庸諸關以拱護京師。近年來寇不敢犯山西，因三關嚴備之故。若使三關將士遠離城堡，戍一孤關，全師在外，強寇內侵造成孤掌之勢，恐紫荊、居庸諸關不將徒守哉?”
萬達聞之不悅，上疏言：“繼魯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
嘉靖帝由于怒孫繼魯有“忤逆犯上”行為，而偏倚翁萬達之言。“引往事，遂逮詔下獄”，即下旨按翁萬達的主張辦，定孫繼魯有阻撓邊事之罪。翁萬達將孫繼魯以“詆毀防秋，阻撓邊事”的罪名下獄。
孫繼魯下獄后與御史楊爵同獄，二人意氣相投，每日相對作詩，其中孫繼魯寫下一首七言絕句：“憂國憂民慮自深，諫章一上淚沾襟。男兒至死心無愧，留取芳名照古今。”因獄中沒有紙筆，寫的詩都是用破碗刻于墻壁上，后人將其詩收集成冊，取名《破碗集》。
其后，翁萬達下令撤三關兵力并守大同，孫繼魯得知后，滿腹憤懣，食欲大減，楊爵曾題詩規勸他好好進食，保重身體。孫繼魯終因憂郁成疾，在4個月后頸疽發而死。據《滇系》記載：“繼魯死日，民眾聚千百哭于京師街巷，長安為之罷市。”
孫繼魯為巡撫僅四月，山西人習其前政，冀有所設施，遽以非罪死，咸為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冤”，宗藩為孫繼魯的屈死向穆宗上書訴其冤，并揭露了翁萬達挾私報復、殘害忠良的罪行，請其為孫繼魯平反昭雪。
穆宗贊繼魯忠勇可嘉“刻意操持，有皎然不污之節;矢心樹立，有毅然不屈之貞”，追贈為兵部左侍郎，謚為清愍公，并賜以厚葬。孫繼魯為官以民生為本，愛民如子，不曲意迎合，在其“善政善治”之下，百姓安居樂業。衛輝百姓自發對他“祠之，碑之”，以表感激之情。
民國13年(1924)，為緬懷先賢，沾益縣官紳士庶于勸學所(今西平小學)立碑紀念。昆明名士陳榮昌為碑碣題字：“明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撫清愍公之故里。”（何學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