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韓亞棟
耗時近20年，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儒家文獻整理項目，《儒藏》工程日前已完成“精華編”中國部分的整理出版，編纂工程取得重要成果。圖為《儒藏》“精華編”。況山 攝
2023年5月18日，北京，國際博物館日，孔廟舉辦集體誦讀活動，觀眾重溫儒家經典《禮運大同篇》。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510種、282冊、近2億字……耗時近20年，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儒家文獻整理項目《儒藏》工程，近日完成“精華編”中國部分整理出版，取得重要進展。
為何要編纂《儒藏》？近2億字的《儒藏》“精華編”是怎樣誕生的？記者采訪了參與編纂工作的專家學者。
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儒家文獻整理項目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六經”所代表的中國古代文化正是通過儒家的世代努力而傳承至今。但千百年來，始終未將儒家典籍文獻集大成地編纂為一個獨立體系。
我國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原主任、首席專家湯一介生前多次談到，自宋代以來，歷代王朝都匯編過佛、道兩家的文獻，編有《佛藏》《道藏》，卻始終沒有將從先秦起就系統發展的儒家思想文化典籍匯編為一個體系，這不僅與儒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極不相稱，也不能適應中國乃至世界對儒家文化研究的迫切需要。編纂《儒藏》由湯一介最先倡議，受到季羨林、張岱年的鼓勵支持，申報立項。
面對請其參與《儒藏》編纂的邀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儒藏》總編纂孫欽善起初頗為猶豫：“我擔任過《全宋詩》項目主持人，深感大項目抓起來難。《全宋詩》搞了16年，《儒藏》量大得多，能不能搞好心里沒底。”明、清兩代學者都曾提出過編纂《儒藏》的設想，終因國力與人才條件不成熟等原因未能實現。但孫欽善最終還是決定參加，“因為這個項目太重要了”。
《儒藏》不僅收錄傳世文獻，同時還收錄出土文獻、域外文獻。將三類文獻系統整理，萃為一編，這在中國叢書編纂史上尚屬首次。《儒藏》總編纂龐樸曾談到，孔、孟之間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傳世文獻中沒有反映儒家思想的書，使得這一時期內已發展出來但后世久已遺忘的儒家思想“斷檔”，但出土文獻中恰恰有這一部分。如“精華編”第281冊收錄的上博簡《性情論》、郭店簡《性自命出》等文獻，充分證明在孟子之前儒家就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心性理論，這就糾正了過去的傳統看法。
歷史上，儒家思想輻射到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產生了深刻影響，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儒家典籍解釋傳統。《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副主任楊韶蓉告訴記者，《儒藏》“精華編”所收錄韓、日、越域外文獻，均為三國學者精心甄選本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儒學者的漢文著述。這些文獻大多是首次在中國整理出版。此次納入《儒藏》，在統一的學術標準和技術手段之下被編纂成一個獨立的文獻體系，可為學界帶來新的資源和機遇。
成熟一冊出版一冊，“寧可慢一點，也要保證質量”
《儒藏》“精華編”中國部分收錄我國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學文獻500余種，通過校勘、標點、排印等方式，為讀者提供可靠完足、便于閱讀利用的文本。
這些文獻多經歷長時期流傳，在歷代抄寫、刻印過程中形成不同版本。如何選擇適當底本與校本，是首先面對的問題。《儒藏》“精華編”要求校點人充分調查本書現存版本，厘清版本源流，選擇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善本為底本。所謂“善本”，清人張之洞概括為足本、精本、舊本，“足本”指無闕卷、未刪削，“精本”指經精校、精注，“舊本”指舊刻、舊抄本。
據《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副主任沙志利介紹，隨著《中華再造善本》等大型影印叢書及海外珍善版本陸續公布，《儒藏》編纂大量利用了前人未能利用的宋、元舊本及明、清精善版本。如《歐陽修全集》以國家圖書館藏宋慶元間周必大刻本為底本，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以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十二卷本為底本。最接近作者時代和著作原貌的宋本，提供了最接近作者原意的文本。
除了校勘，在原始的未斷句的古籍文獻上施諸標點、分章析句，也考驗校點人的學識功底。《儒藏》“精華編”國內部分收錄的文獻，近半數是首次校點整理，校點成果的問世填補了學術空白。
《儒藏》的每一部稿件，經校點者整理后都會交到《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進入審稿加工流程。為統一體例、規范校點、保障質量，中心制定了“精華編”《凡例》《編纂條例及補充說明》《校點細則》等具體編纂體例，以及一系列嚴密的工作流程。《儒藏》“精華編”工作流程簡圖顯示，從“確定責任編委”“審讀樣稿”“校點者校點，部類主編審稿并簽章”到“出版社核清樣，發印”，共11道流程。
《儒藏》首席總編纂季羨林一開始就提出：“《儒藏》的好壞，全在質量，要盡量減少錯誤，寧可慢一點，也要保證質量。”編纂團隊根據整理情況，成熟一冊出版一冊，實行不完全按順序的滾動出版，千方百計保證編纂質量。
《儒藏》工程的開展不僅具有學術研究的價值，而且具有文化傳承的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湯元宋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儒藏》方向畢業生，也是《儒藏》的第一批使用者。他近年來對南宋文集頗為關注。然而，學界過往對于南宋文集的整理，忽略了一批極具價值的文獻。
“《儒藏》對南宋文集的整理，補足了這方面的缺憾。對于樓鑰、袁燮、黃榦、陳淳、真德秀、魏了翁及其他重要人物的文集，或因《儒藏》最早點校出版，或因《儒藏》整理質量明顯勝過其他點校本，自《儒藏》本出版后便第一時間加以使用。”湯元宋說。
《儒藏》不能只收藏在象牙塔里，還須推向社會。《儒藏》“精華編”沒有采取相對容易的影印方式，而是立足現代，采取繁體豎排、現代標點附校勘記的形式，整理出完足可靠、可資閱讀使用的文本，既方便現代讀者閱讀，也為今后與數字化接軌提供必要基礎。
《儒藏》工程的開展不僅具有學術研究的價值，而且具有文化傳承的意義。《儒藏》的編纂，寄托了以湯一介為代表的幾代學人繼往圣絕學、續中華文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正如湯先生在《儒藏總序》中所言：“把儒家經典及其各個時代的注疏、歷代儒家學者的論著和體現儒家思想的各種文獻，編纂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庫《儒藏》，無疑將使我們可以更系統、更全面地了解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思想文化根基。”《儒藏》“精華編”執行總編纂、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李中華希望《儒藏》“把儒學經典代代傳承下去，為人類文明作出新貢獻”。
古籍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古籍整理是關系繼承傳統文化、接續民族之根的大事。《儒藏》工程的實施，不僅標志著中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兩千多年的文化傳統第一次得以全面整理，也意味著我們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我們必將在賡續歷史文脈中譜寫當代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