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王某，中共黨員，A市某局局長。丁某，A市某酒店負責人。丁某經(jīng)營的酒店多次承辦該局培訓、會議，費用達數(shù)百萬元。2010年初，丁某向王某提出，其認識的某銀行工作人員張某在做理財，年化收益20%，問王某是否愿意投資。王某表示可以投入100萬元，但提出不熟悉張某，丁某遂提議由其代為出面，并向王某出具一張約定年化20%收益的借條。后丁某將王某的100萬元連同自有資金、親友資金共計1500萬元投入張某處。一年后，張某資金鏈斷裂，無力向丁某支付本金及約定收益。丁某告訴王某投資未獲收益。丁某出于個人信譽且因擔心會得罪王某從而影響其繼續(xù)承接該局業(yè)務，從飯店營業(yè)收入中取出120萬元交給王某，并告訴王某20萬元為收益。王某明知丁某未獲取任何收益，該20萬元實質(zhì)上為丁某與其搞好關系而送，仍然予以收受。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于王某的行為如何定性，有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某出于對丁某的信任，將100萬元交由丁某對外投資，丁某向王某出具借條，約定年化20%的收益，期限一年。雙方約定的期限屆滿后，丁某按照借條返還本金、支付約定收益20萬元，是正常的民事法律行為。至于丁某將該100萬元投至張某處發(fā)生虧損，丁某可通過民事訴訟等途徑向張某主張權利。
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資金鏈斷裂后的2011年至2019年期間，在丁某的多番催討下，張某前后85次共向丁某支付450萬元。王某獲得的120萬元，僅為丁某先行墊付，丁某可從其后從張某處受償?shù)?50萬元中扣除。王某先于其他投資人獲得本金和收益，只是獲得了優(yōu)先受償權，是民事法律行為，并不構成犯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王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受賄金額為20萬元。王某明知通過丁某投到張某處的錢，不可能獲得約定的收益，而收受丁某以收益為名給予的20萬元，名為投資收益，實為丁某為維持與王某的關系、希望繼續(xù)得到王某職務上的幫助的權錢交易行為。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分析如下：
一、王某與丁某之間是委托關系而非借貸關系
在案證據(jù)表明，王某明知丁某是將資金投到張某處，而非丁某本人使用，王某與丁某之間簽訂的借條，只是丁某對王某出資及約定收益的證明，而非丁某向王某借款的證明，二人之間并非借貸關系，而是委托與被委托的關系，丁某只是王某此筆投資的代理人或經(jīng)辦人。王某明知將錢投到張某處做理財，具有一定的風險，但其看中高收益而仍然決定投入，應當自行承擔不能獲取預期收益，甚至損失部分本金的風險。在張某未向丁某返還本金、支付投資收益的情況下，丁某并沒有義務代為向王某支付。
二、20萬元“收益”來自丁某而非資金使用人張某
張某資金鏈斷裂后，不能按照約定向丁某支付全部本金和收益。丁某為了維持與王某的關系而自掏腰包填補虧損，100萬元本金及20萬元收益均來自丁某，而非資金實際使用人張某。丁某經(jīng)多番催討，雖然在2011年至2019年期間共收回450萬元，但該金額尚不到總投入的30%，不足以償付所有投資人的本金，更沒有所謂的收益。其間，丁某出于個人信譽，陸續(xù)向王某及其他親友歸還本金。2019年底，丁某迫于親友的催要和自身資金壓力，而將張某訴至人民法院。鑒于張某除了月薪2萬元的工資收入外，名下無可供執(zhí)行的財產(chǎn)，丁某與張某達成調(diào)解協(xié)議，約定張某需要向丁某返還1050萬元（1500萬元本金減去已支付的450萬元），并且分10年付清。截至案發(fā)，丁某尚有1000萬元本金未能收回。從始至終，丁某及其他投資人均未能獲得任何收益。
三、投資“收益”系丁某向王某輸送利益的載體
丁某之所以提議讓王某投錢，主觀上是希望王某能夠賺取高額收益，借此進一步拉近與王某之間的關系。王某明知高收益伴隨著高風險，因不熟悉張某而通過丁某投入，其主觀上具有讓丁某托底、穩(wěn)賺不賠的心態(tài)。在投資失敗后，其明知丁某沒有代償義務、丁某自身損失更大、沒有獲取任何收益，而對于丁某自愿填補的虧損、給付的收益欣然接受。該20萬元不是來自投資所得的收益，而是王某利用職權幫助丁某的對價，實質(zhì)上是權錢交易行為。盡管截至案發(fā)，丁某尚未收回三分之二的本金，預期受償?shù)目赡苄砸矘O低，但丁某仍已逐年將親友的本金返還。同時，王某收受丁某120萬元時，雖然對丁某本金可能存在虧損概括知情，但并不清楚具體虧損及后續(xù)追償?shù)惹闆r，且丁某也在陸續(xù)向親友和王某歸還本金，其主觀上認為100萬元系歸還其出資本金，沒有收受該100萬元的故意，但對投資失敗沒有收益的情況是明知的，主觀上具有收受20萬元的故意。鑒于此，不宜認定王某收回的100萬元本金中有受賄的金額，而只認定20萬元收益為受賄金額。（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