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性是語詞的常見屬性，客觀地存在于語言當中。在法律領域，模糊語詞的運用比較常見，在立法和法律適用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審查調查工作中，談話筆錄（包括狹義上的談話筆錄、訊問筆錄、詢問筆錄）源自被談話人的言語表述，必然會用到模糊語詞，而辦案人員在整理加工、提煉概括談話內容以形成筆錄時，也要圍繞證明目的和證據標準對模糊語詞作出選擇與確認。因此，正確看待筆錄中模糊語詞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審慎、規范使用模糊語詞，對提高筆錄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實踐中，筆錄中常用的模糊語詞主要有表示模態的動詞，如“可能”“可以”“應當”；形容詞如“明顯”“有效”“最大的可能”；副詞如“盡量”“大概”“左右”“一般”“不久”；數量詞如“部分”“多數”“較少”；代詞如“其他”“等”“等等”；連詞如“或”；介詞如“以上（以下）”“以內（以外）”。使用模糊語詞的意義在于：一是體現事實認知的遞進性，事實認定必然是一個由淺入深、去偽存真的過程，隨著辦案程序的逐步推進，調查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識程度也逐漸提高，模糊語詞能夠增強法律語言的靈活性和延展性，在案件初期奠定事實基礎的同時，為后期全面、準確認定案件事實預留空間；二是體現談話工作的規范性，對被談話人提出的一些無法給予明確答復的問題，如被談話人詢問自己認罪認罰后會得到什么處理，根據《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談話人員只能答復“可以從寬”，并解釋“可以從寬不是一律從寬”，這種模糊表達恰恰是談話工作合法規范的體現。
在筆錄中使用模糊語詞，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考慮不同類型案件取證要求的差異性。實踐中，由于不同類型案件在審查調查措施運用、處分（處罰）結果等方面的不同，紀、法、罪三類案件的證據標準也具有差異性，因此違紀案件筆錄中模糊語詞的使用相對靈活，而職務違法犯罪案件中模糊語詞的使用則需謹慎。例如，違規接受管理服務對象宴請時消費名貴白酒，根據違反廉潔紀律的構成要件，接受管理服務對象宴請即構成違紀，消費金額的多少僅是判斷情節輕重的依據，因此筆錄中“晚餐時喝的可能是茅臺或五糧液”的表述不影響違紀行為的認定；但如果被調查人長期、大量收受名貴白酒，則有可能構成受賄犯罪，按照貪賄犯罪“情節+數額”的定罪處罰標準，收受財物的多少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若是對名貴白酒的品牌、數量和價格等方面的供述存在模糊，如“收的可能是茅臺或五糧液”“這些年大概一共收了5至6箱茅臺酒”等，這對于筆錄的證明效力來說是不充分的。
構成要件要素盡量不使用模糊語詞。認定某一行為構成違紀、違法或犯罪，該行為必須符合紀法規范所規定的表明違紀違法性的各種要素，比如主體、行為和責任；行為所造成的侵害結果、危險結果；特定的行為狀況與條件、特定的行為時間與地點、特定的行為對象與手段等。在描述上述構成要件要素時，筆錄用詞需要清晰準確，盡量不使用“大概”“可能”“好像”等帶有推斷、假設、預測性質的模糊語詞，以免影響筆錄的證據效力；但是，對于描述環境、鋪墊背景、豐富敘事情節等無涉事實認定的內容，則可以使用模糊語詞，如“第一次見面應該是在老鄉會上”“每年寒暑假期間幾家人都會聚餐”“每年春節前后都會找機會拜訪一下”“沒再聯系大概是不想給我添麻煩”，等等。
有的模糊表達需要客觀證據進行印證。在瀆職案件中，責任人員的瀆職行為與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必備構成要件，也是審查調查的重點內容，實踐中有的筆錄記載“我濫用職權（或玩忽職守）的行為對發生嚴重后果是有影響的”，但“影響”本身就是一種主觀上的評價評估，客觀上沒有評價標準，程度上缺乏明確區分，籠統使用會弱化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動搖事實認定的根基，必須輔以其他證據特別是客觀證據進行證明。再如，在查辦重大責任事故中經常使用的“隱患”一詞，事實上是一種推測或者判斷，并不是法律上的事實，因此筆錄中僅記載“我認識到了施工現場存在安全隱患”是不夠的，還需要結合崗位職責、專業背景進行詳細描述，并結合科學論證作為客觀標準或參照。
研判模糊表達的內容是否符合邏輯與經驗。對于案件事實的有關細節，在使用模糊語詞進行描述時也不能掉以輕心。例如，筆者在辦理一起受賄案件時，被調查人承認曾收受某企業老板人民幣現金50萬元，并稱“好像是裝在一個印有該企業標志的紙質手提袋中”，該企業老板的供述也能與之形成印證。但進一步調查發現，該企業自制的手提袋尺寸較小，平時用于贈送訪客紀念品或宣傳冊，根本無法容納50萬元人民幣現金。類似的情形還有“他好像是在我的私家車里把錢交給我的”，而實際上該汽車購買于受賄人收受財物之后。因此，使用模糊語詞時，談話人員需要對表述的內容進行必要核實，對于明顯不合情理的，要么由雙方作出進一步說明，要么如實記錄“具體細節因時間久遠難以準確回憶”。
實踐中，要注意筆錄中模糊語詞的使用，如果筆錄中模糊語詞涉及的內容屬于事實認定的構成要件要素，一旦缺乏其他證據的印證支撐，就經不起推敲與質證。因此，要不斷提升證據意識和證據規則運用能力，做到內審與外查并重、言詞證據和客觀證據相結合，通過全面、客觀地收集、固定證據，實現對案件事實的準確認定。（天津市紀委監委駐市總工會機關紀檢監察組 宋冀峰 李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