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趙某，男，中共黨員，某省屬國有A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分管公司物資采購、產品銷售等工作；錢某，趙某妻子；錢某某，錢某之弟，某民營企業法定代表人、總經理。
2022年2月，A公司下屬全資子公司需要采購一批不銹鋼板材，通過詢價后得知市場進價約每噸1.5萬元。錢某某得知消息后，找到錢某，請其向趙某推薦由其承攬該業務，錢某同意后告訴趙某請其關照。后趙某向A公司下屬子公司負責人打招呼，幫助錢某某公司順利承接到該筆業務，合同采購單價為每噸1.8萬元，合同金額3600萬元。交易完成后，A公司下屬子公司負責人為討好趙某，將其公司此前的詢價情況以及與錢某某簽訂合同情況告訴了趙某，趙某不置可否。同年6月的一天，錢某與錢某某聊天時表示其在股市上虧空較大，錢某某聽后沒幾天，便到錢某家中送給其現金100萬元，并說之前因為趙某的關照，賺了一點“小錢”，希望今后能夠繼續得到趙某關照。錢某簡單推辭后就收下了該100萬元。之后，錢某將該100萬元投入股市并再次虧空，因擔心趙某責備，錢某沒有將錢某某送給其100萬元一事告訴趙某，直至案發。
【分歧意見】
對于本案中三人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趙某構成受賄罪，錢某系受賄罪共犯，錢某某構成行賄罪。理由是，趙某系國家工作人員，接受他人請托，并謀取了利益，由其妻錢某代為收受錢某某財物，兩人共同構成受賄罪，相應地，錢某某構成行賄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趙某構成為親友非法牟利罪，錢某構成受賄罪，錢某某構成行賄罪。理由是，趙某與錢某之間缺乏犯意的溝通聯絡，且趙某對錢某收受財物行為不知情，因此不構成受賄罪，但構成為親友非法牟利罪；錢某向趙某轉請托事項，且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受賄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趙某構成為親友非法牟利罪，錢某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錢某某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理由是，趙某與錢某不構成共同受賄犯罪，且錢某因主體身份不適格，也不單獨構成受賄罪，但其利用了趙某近親屬的身份，通過趙某職務上的行為，為錢某某謀取了不正當利益，且收受錢某某財物，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錢某某構成對合犯，即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分析如下。
一、趙某不構成受賄罪，錢某也不單獨構成受賄罪
本案中，趙某雖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幫助錢某某承接到不銹鋼板材供貨業務，事后錢某某出于感謝，也送給了錢某現金100萬元，但錢某并未將收受現金一事告訴趙某。根據2016年4月“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規定，“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財物，國家工作人員知道后未退還或者上交的，應當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故意”，反言之，如果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情或者知情后及時退還或上交的，則該國家工作人員不具有受賄故意。據此，趙某因不知情而不具有受賄的故意，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趙某不構成受賄罪。同時，錢某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因主體身份不適格，也不能單獨構成受賄罪。
二、趙某構成為親友非法牟利罪
為親友非法牟利罪是瀆職犯罪的一種。根據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條之規定，為親友非法牟利罪的犯罪主體為特殊主體，即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主觀方面為直接故意。客觀方面需要具有以下三方面條件。首先，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根據國家監委《關于辦理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瀆職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有關規定，既包括利用本人在經營、管理國家出資企業事務中的職權，實踐中通常表現為利用自己掌管材料、物資、市場、計劃、銷售、項目、人事、資金等方面的職權，也包括利用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他人的職權，且不限于直接主管下屬。其次，客觀行為需有下列情形之一：將本單位的盈利業務交由自己的親友進行經營的；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向自己的親友經營管理的單位采購商品或者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自己的親友經營管理的單位銷售商品的；向自己的親友經營管理的單位采購不合格商品的。再次，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
本案中，趙某符合主體要件，其利用自己分管物資采購的職務便利，幫助錢某某承接到了不銹鋼板材供貨業務，并造成了自己所在的國有公司下屬子公司多支付600萬元貨款，且對此知情，趙某的行為符合為親友非法牟利罪的構成要件。根據相關規定，造成國家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或使其親友非法獲利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的；或造成有關單位破產，停業、停產六個月以上，或者被吊銷許可證和營業執照、責令關閉、撤銷、解散的；或有其他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應當予以立案追訴。
三、錢某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錢某某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
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規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實踐中，存在一些領導干部的近親屬或身邊工作人員如司機、秘書等，通過領導干部為他人辦事并背著領導干部收受財物，或者背著領導干部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幫忙辦事并收受財物，以及一些離職或退休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在職時的影響幫助他人辦事并收受財物的現象。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一罪名，將該類行為納入刑法規制范圍，進一步嚴密了刑事法網。本案中，錢某通過趙某分管采購業務的職權，幫助錢某某承接到了業務，并背著趙某收受錢某某現金100萬元用于炒股，其行為符合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構成要件。相應地，錢某某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錢某將收受100萬元現金一事告訴了趙某，趙某表示同意或予以默認，則根據相關司法解釋規定，應當認定趙某具有受賄的故意，在構成受賄罪的同時，也構成為親友非法牟利罪。根據2016年4月“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同時構成受賄罪和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三節、第九章規定的瀆職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規定外，以受賄罪和瀆職犯罪數罪并罰”，即應當對趙某以受賄罪和為親友非法牟利罪數罪并罰。（江西省紀委監委 尹明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