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趙某，系甲縣縣長劉某表弟，二人關系密切。2017年初，趙某邀商人張某到甲縣投資一政府招商項目，并告知其與劉某的特定關系，有能力為項目中標及實施提供幫助。后經趙某請托，劉某在該項目競標過程中為張某謀取了競爭優勢，使其順利中標，并在項目建設相關手續辦理方面提供了幫助。項目完工后，趙某謊稱劉某要求張某提供100萬元“辛苦費”，后張某將100萬元交給趙某并委托轉交劉某，趙某予以私吞，劉某對此不知情。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趙某的行為如何定性，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趙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主要理由是，趙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欺騙方法，使他人陷入認識錯誤并基于認識錯誤處分財產，從而獲取他人財物，應認定為詐騙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趙某的行為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主要理由是，趙某屬于與劉某關系密切的人，其利用劉某的職務便利，為張某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財物，應認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具體分析如下：
一、利用影響力騙取的財物是被利用的職務行為的對價
判斷是否構成賄賂犯罪，關鍵在于權力是否與財物相交換，行為人索取或者收受的財物，是否與已經實施的、正在實施的、將要實施的或者許諾實施的職務行為之間具備對價關系。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時，財物作為職務行為的不正當報酬，二者已經具備對價關系。即便行為人在索取財物時，虛構部分事實，隱瞞部分真相，但只要其通過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事實是真實的，行賄人對財物與職務行為的關聯性真實存在具有概括知情，二者具備對價關系，則賄賂犯罪“權錢交易”的本質就能夠體現。
本案中，趙某雖編造了國家工作人員索要財物的事實，但其通過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事實真實存在，其騙取的財物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具有關聯性，換言之，請托人給付財物是基于職務行為為其取得了不正當利益，雖然趙某稱財物系國家工作人員劉某索要，但行賄人張某將錢交給趙某時認為趙某和劉某是親屬，趙某既可能全部送給劉某，也可能與劉某分配，還可能自己獨占，無論哪種形式對張某并無利害關系，足以認定二者具備對價關系。
二、認識錯誤并不當然成立違法阻卻事由
犯罪故意是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的統一，行為人明知其行為會發生危害結果，仍希望或放任結果的發生，便成立犯罪的故意。在賄賂犯罪中，只要行為人明知自己提供的財物是職務行為的不正當報酬并希望或者放任這種交易行為的發生，則可以認定行為人具備行賄的違法性認識，成立行賄的故意。本案中，雖然趙某采取了欺騙的手段，但張某給付財物是基于劉某的職務行為為其謀取了不正當利益這一事實，故張某對其行為具備違法性認識，且張某對行賄對象的認知是概括的，具有較為寬泛的認知范疇。
我國刑法通說對事實認識錯誤的處理采取法定符合說，在行為人所認識的事實與現實所發生的事實，分別屬于不同的犯罪構成要件時，應在故意內容與客觀事實相符合的范圍內認定犯罪，即在具備歸責可能性的范圍內，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進行判斷。本案中，張某的主觀目的是給付劉某財物作為其職務行為的不正當報酬，客觀事實是給付的財物被趙某予以收受，即主觀認識上具有行賄故意且是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實際發生的事實是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但由于張某的行賄故意具有概括性，對向趙某或劉某行賄均具有概括認識，張某的故意內容與客觀事實在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的犯罪構成內實現重合，因而張某成立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綜上，張某的認識錯誤并不阻礙對其行賄故意的認定，更不能以此認定其為詐騙犯罪的受害者，從而對涉案財物行使返還請求權。
同時，基于賄賂犯罪的對向關系，如果給付財物的一方構成行賄犯罪，而將收受財物的一方認定為詐騙犯罪，則明顯不合理。本案中，只有將趙某的行為認定為收受賄賂，并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才能更加全面準確反映其犯罪手段、目的及侵犯的法益，才更有利于實現刑罰目的。（林星辰作者單位：四川省南江縣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