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公元1764—1849年)，江蘇揚州人，字伯元，號云(蕓)臺。阮元一生著述宏富，治學領域涵蓋經學、金石、校勘乃至天文、歷算、輿地、詩文等領域。在仕途上，阮元青年早達，活躍于乾隆、嘉慶、道光年間的政治舞臺近半個世紀之久，被稱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作為學者型官員，他將窮幽極微、求真務實、經世濟用的治學原則貫穿從政生涯，宦跡所到之處均勤政廉明、治績斐然，被道光皇帝稱贊為“極三朝之寵遇，為一代之完人”。
嚴查虧空 實事求是
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阮元出生于江蘇揚州的官宦之家。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阮元考中進士，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進修，后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散館”畢業考試，獲授編修一職。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在翰林院、詹事府在職人員的考核中，他再次展露才華，被乾隆皇帝親擢為一等第一名。此后，阮元歷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云貴總督等職，官拜體仁閣大學士，晉太傅。
根據張鑒等人編撰的《雷塘庵主弟子記》記載，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正月，阮元上任浙江巡撫后不久，便在清查府庫時發現該省貪污、挪用、浪費公款成風，全省財政虧損竟高達白銀400余萬兩。
府庫虧空案時間跨度大，牽連甚廣，許多崗位上的官員已換了幾批。盡管如此，阮元仍本著高度負責的態度，不畏艱辛推動案件查處。同時下令嚴禁各級衙門從地方搜刮掠取，要求現任官員痛改前非、摒除浪費、崇儉黜奢，將節省下來的費用按月上交。經過阮元的大力整頓，各州縣虧損款項逐步得以彌補。
同年，金華等多地爆發水災，一些地方官員因怕被問責而瞞報災情。而阮元卻實事求是，立即將受災情況稟報朝廷，為災民爭取到40萬石賑糧。為避免胥吏里長相互勾結營私舞弊，他令人將賑糧的發放時間、戶名、數量等信息張榜公示，并親赴受災地區巡視，確保賑糧發放到位，沿途所到之處，災民扶老攜幼舉家相迎。
厲行廉潔 不收“私稅”
阮元高度重視吏治問題，時常用“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等警句勸勉下屬奉公守法。
在賑災救濟、稽查稅務等事務上，阮元在嚴防官吏從中謀取私利的同時，自己也厲行廉潔，以身作則。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浙西因連日大雨爆發水災。身為浙江巡撫的阮元緊急組織人手向災民賑濟銀米，廣設粥廠。他督促賑災人員全力以赴，還為賑濟災民的米粥擬定了一條質量標準——“立箸不倒、裹巾不滲”，即筷子插上不會倒，毛巾裹著不滲水。他每日乘小船到各粥廠詢民疾苦，與災民同食米粥，只為保證賑糧“顆粒皆歸民腹，不使稍有侵蝕”。因在浙江任上治理有方，政績卓著，阮元贏得了嘉慶皇帝“頗能整飭、守正才優”的贊譽。
嘉慶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至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阮元赴廣州出任兩廣總督，其間數次兼任廣東巡撫、廣東學政及粵海關稅務。在此期間，阮元鞏固海防、禁止鴉片、修堤筑路、興學重教、剿寇平亂，治績突出。
當時的廣州是全國唯一對外通商的港口，鴉片走私十分猖獗，鴉片販子每年賄賂給粵海關執法人員的“私稅”達10余萬兩之多。阮元執掌粵海關之后，帶頭杜絕“私稅”積弊，將洋商之前所繳“私稅”一律充公。他還向朝廷提議，以“鎮之以威”的強硬態度對待外國商船，對非法挾帶、內外勾結銷售鴉片者予以嚴懲。此后，煙販開始收斂，不敢再恣意妄為。
阮元主政粵海關期間，廣州海關征銀多收60余萬兩。對于稅收盈余，他分文不取，一律收歸關庫。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阮元調任云貴總督。當時，云南鹽政衰敝已久，每年鹽稅虧空達10多萬兩。阮元到任后，即刻著手正風肅紀，他懲治了一批假公濟私的污吏，并完善鹽政制度條規，堵住販賣私鹽的漏洞。一年后，云南鹽政稅收即扭虧為盈。又過一年，盈余部分達到上一年的數倍之多，阮元便將盈余的一部分用于強化邊防。
“茶隱”避客 謝絕收受
阮元雖位高權重，卻始終嚴格自律，謝絕收受財禮，并由此成就了“茶隱避壽”的典故。
“茶隱避壽”就是指每年農歷正月二十阮元生辰這一天，他都舉家外出，到山間竹林等遠離塵世之處，飲茶賦詩，悠游賞景，以此閉門謝客，不受旁人一縑一燭之賀。在兩廣總督任上，阮元就曾多次到學海堂避客“茶隱”。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阮元退休回到家鄉揚州，之后被賜予“太傅”銜。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阮元卒于揚州，獲賜謚號“文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