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遺直”是孔子對晉國叔向的評價，見于《左傳·昭公十四年》。孔子列舉了叔向的3件事，稱他“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
立身廉直
叔向是春秋時期晉國著名的政治家，復姓羊舌，名肸，字叔向，食邑在楊（今山西洪洞），故又稱楊肸。叔向博學多才，善于辭令，常參與重要的政治與外交活動。他品行正直，盡忠輔國，倡導清廉為官，以民為本，崇尚禮治和德治，不僅在晉國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聲名遠播各國，與鄭國的子產、齊國的晏嬰齊名，是當時著名的智者。
叔向生活的春秋后期，晉國公室日趨衰微，卿大夫的勢力崛起，韓、趙、魏、欒、范等世族相互傾軋，羊舌氏家族也被卷入其中。公元前552年，范宣子驅逐欒盈，叔向的弟弟羊舌虎是欒盈的同黨，叔向因此遭牽連，被囚禁起來。后來，祁奚向范宣子進言，稱叔向“謀而鮮過，惠訓不倦”，是晉國難得的人才，這才使叔向獲釋。這些經歷使他認識到權力和財富都是靠不住的，最重要的是個人的修養和品行，因此他更加注重廉潔自律。
公元前537年，韓宣子送晉女去楚國成親，叔向作為副手隨行。路過鄭國，鄭國的大夫子皮、子太叔慰勞他們，子太叔告誡叔向，楚王奢侈狂妄，要小心一些。叔向則不以為然，認為只要做好自己該做的，謹守禮數，不給人留下把柄，楚王又能把他怎么樣呢？
到楚國后，楚王果然想要趁機羞辱晉國使團一番，但其大夫薳啟疆則認為，晉國對楚國并沒有失禮，而且晉國人才濟濟，韓宣子、叔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晉國的脊梁，如果真把他們惹怒了，晉國舉全國之力討伐楚國，那楚國可就危險了。楚王這才作罷，而是以非常隆重的禮節接待了他們。
賀貧重德
清代廣為流行的古文選本《古文觀止》的第三卷有一篇《叔向賀貧》，是從《國語》中摘選的。人人皆欲與貧遠離，何以叔向反而賀貧呢？
有一天，叔向去見晉國的正卿韓宣子，韓宣子正在為自己貧困而發愁，叔向卻向他表示祝賀。叔向舉了欒氏和郤氏興衰的兩個實例，向韓宣子說明德行比財富更加重要。從前，欒武子的田地不足一百頃，他家里窮到連祭祀的器具都備不齊全，可是他遵守禮制法度，聞名于諸侯。各諸侯國都樂意與他交往，因此使晉國安定下來，他也確保了自己和家族沒有遭遇災難。
還有郤昭子，他的財產超過晉國公室的一半，他家族的人口也抵得上晉國三軍的一半。他倚仗自己的財產和榮寵，過著極其奢侈、為所欲為的生活，最后的結局是身死族滅。
叔向最后對韓宣子說：“現在您差不多和欒武子一樣清貧，我認為您能夠繼承他的德行，所以向您表示祝賀，如果您考慮的不是如何建立德行，而只為財產不足而發愁，那我表示哀憐還來不及，哪還會來祝賀呢？”韓宣子聽了這番話恍然大悟，誠懇道謝：“幸虧有你提醒，不然我差不多要走向滅亡了。不但我本人受了你的教誨，我的族人也要感激你的恩德。”
叔向的這番話通過正反兩方面的例子，說明了培養德行、謹守法度對于為官者來說是多么重要。
《詩經》說：“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中國人相信，修德有修德的福報，為惡有為惡的后果。自己貪圖一時痛快，失德為惡，往往會給家人乃至子孫后代帶來傷害，故事中的郤昭子就是明顯的例子。
公正決獄
晉國兩個身世顯赫的貴族邢侯、雍子的封地毗鄰，因為邊界上一塊土地的歸屬問題起了爭執，鬧得不可開交。當時晉國司法長官士景伯正好出使楚國，不在國內，而由叔向的弟弟羊舌鮒（字叔魚）暫時攝理這一官職。當時的執政韓宣子便將這個案子交給叔魚處理。其實這件事錯在雍子，如果秉公處理，肯定要處罰雍子。雍子得知這一消息后，為了籠絡叔魚，把女兒嫁給了叔魚。于是，叔魚在斷案時公然包庇兇手，判決邢侯有罪。邢侯不服，一怒之下竟加害叔魚和雍子。
韓宣子頭疼不已，只好去問叔向這件事該怎么處理。本以為叔向會偏袒其弟，沒想到他卻表示3個人都有罪。接著，叔向分析了3個人各自的罪行，雍子明知自己有錯，卻試圖籠絡叔魚以掩蓋自己的罪過，這是“昏”；叔魚接受賄賂而無視法律的嚴肅性，決獄不公，這是“墨”；刑侯毫無顧忌地擅自殺人，這是“賊”。按《夏書》上說的，凡是犯了昏、墨、賊罪的，都應當處死。韓宣子接受了他的建議。
叔向堅守道義、大義滅親之舉，獲得了孔子的高度贊賞，稱其為“古之遺直”。叔向的事跡告誡我們，一個人的修養和品行才是立身之基，所有的權力和財富都是建立于這一基礎之上的，這個基礎不牢固、不穩定，其他一切都可能在瞬間化為泡影。
曹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