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實踐中，“政商旋轉門”和“逃逸式辭職”等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問題時有發生。國家工作人員在離職或者退（離）休后到請托人的有關公司任職，接受請托人“定制高薪”“經費資助”的，屬于黨員領導干部離崗離職后違規從業的違紀行為還是構成受賄犯罪，存在不同認識。筆者認為，應當根據司法解釋相關規定，從國家工作人員在職期間是否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雙方是否就收受財物有明示或默示的約定等方面，結合具體案情綜合分析認定是否構成受賄犯罪。
【基本案情】
邱某，某市公安局副局長，負責轄區內公司營業場所安全審核等工作。劉某，某科技文化公司實際控制人。邱某與劉某系多年好友，劉某日常為邱某家人就醫、子女入學等家庭事務提供服務。2018年2月至2021年底，邱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劉某公司經營特別是在經營場所安全審核等方面提供幫助，劉某多次表示要送給邱某好處，邱某明確表示不需要。2022年1月，邱某為劉某申請某業務板塊牌照提供幫助，在二人閑談中，邱某主動提及其聽說本市部分公司高薪聘請離職的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在公司任職。劉某便提出，等邱某退休后，可以高薪聘請邱某來他的公司任職。邱某表示他準備退休后做點研究工作，就是需要一些“經費”支持。劉某表示可以在公司成立科研業務部，邱某退休后可以來該部門開展研究工作，“經費”由公司撥付。邱某表示自己無意打工，退休后在家做點研究即可。劉某心領神會，表示會每月提供“經費”，大力支持邱某開展研究，邱某表示同意。后邱某又在其他事項上為劉某公司經營提供幫助。2022年7月，邱某退休，自當年8月起，劉某每月支付邱某10萬元用于邱某開展“科研”，直至2023年11月邱某案發，劉某共支付邱某140萬元，并且未過問邱某用于何處。實際上，邱某將140萬元全部用于其個人生活消費，未用于“科研”。
【分歧意見】
本案中，關于邱某以科研經費為名收受劉某140萬元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邱某的行為屬于黨員領導干部退休后違規從業的違紀行為。根據2018年《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六條規定，“黨員領導干部離職或者退（離）休后違反有關規定接受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和中介機構的聘任，或者個人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活動，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留黨察看處分。”雖然邱某沒有在劉某公司從業，但是邱某接受劉某資金資助，屬于從事與其原任職務相關的營利活動，應當認定為違反廉潔紀律，給予紀律處分。
第二種意見認為：邱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犯罪。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只要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前為請托人謀取了利益，離職后收受財物，就侵犯了受賄罪保護的法益。因此，邱某在職時為劉某公司經營等提供幫助，退休后接受劉某以科研經費為名所送財物，無論二人是否在邱某退休前明確約定，邱某均構成受賄犯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贊同第二種意見對邱某行為構成受賄罪的定性，但理由不同。受賄罪是身份犯，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已不具有本罪要求的特定身份，對于認定離職后收受財物構成受賄，可以從行為人是否在具有特定身份時實施謀利行為和是否對收受財物進行明示或默示的約定進行判斷。本案中，邱某為劉某公司經營提供了幫助，并與劉某“心照不宣”地進行了事后收受財物的約定，邱某用延遲收錢來掩蓋權錢交易的非法實質，其收受賄賂的主觀目的和客觀行為存在，因此構成受賄罪。
【意見分析】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關于離職后收受財物是否構成受賄的相關法律規定梳理
關于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后收受請托人財物是否構成受賄犯罪，相關司法解釋多次作出規定。
首先，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離退休后收受財物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明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與請托人事先約定，在其離退休后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犯罪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根據該《批復》規定，認定國家工作人員離退休后收受請托人財物行為構成受賄犯罪應當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在職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二是在職時與請托人具有收受財物的“事先約定”；三是離退休后收受請托人財物。
其次，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中關于“離職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行為的處理”的相關規定與《批復》規定一致，“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離退休后收受財物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規定的精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與請托人事先約定，在其離職后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犯罪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再次，2007年“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十、關于在職時為請托人謀利，離職后收受財物問題”也作出同樣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約定在其離職后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在離職后收受的，以受賄論處。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離職前后連續收受請托人財物的，離職前后收受部分均應計入受賄數額。”《意見》對此前的《批復》和《紀要》的相關規定進行了重申，仍然認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受賄犯罪需要離職前的“事先約定”要件。
最后，根據2016年“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履職時未被請托，但事后基于該履職事由收受他人財物的”，應當認定為“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犯罪的，應當按照刑法關于受賄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該《解釋》并未提及“事先約定”這一條件，因此曾有觀點據此認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只要是基于此前的履職事由收受他人財物，那么此財物必然是此前履職行為的對價，因此國家工作人員就構成受賄罪，不必以雙方“事先約定”為前提條件。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對《解釋》的權威解讀《〈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中的觀點，適用《解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時需注意，“根據此前司法解釋等文件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離職、退休后收受財物，認定受賄需以離職、退休之前即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存續期間有事先約定為條件。本項規定同樣受此約束，不能認為本項規定修改了此前文件的規定。”即，根據《解釋》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后收受財物構成受賄罪需以“事先約定”為條件。
綜上，根據目前的司法解釋規定，對于不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行為人，認定其離職后的收錢行為構成受賄罪，需以其在職時利用職權為請托人謀利并與請托人有事先約定為條件。當然，“事先約定”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
二、邱某在職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劉某謀取了利益
收受型受賄罪的成立條件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受賄罪作為身份犯，要求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必須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并且利用職務便利實施了為他人謀利的行為，即謀利行為必須發生在國家工作人員在職期間。在離職或者退（離）休后，即離崗離職后收受財物的行為中，鑒于國家工作人員離崗離職后已不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也不具有“職務上的便利”，若離崗離職前沒有為請托人謀利行為，就不符合受賄罪的主體要件和客觀要件。如果離崗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財物，可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
本案中，邱某作為某市公安局副局長，負責轄區內公司營業場所安全審核等工作。劉某經營科技文化公司，其在公司經營特別是經營場所安全審核等方面均需公安部門審批備案，其公司開展業務與邱某的職權密切相關，邱某也在2018年2月至2021年底，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劉某公司經營提供了幫助。因此，邱某退休后收受劉某財物是否構成受賄，關鍵在于其與劉某有無行受賄的“事先約定”。
三、邱某與劉某具有離職后收受財物的事先約定
刑法中的約定，一般情況下指行為人雙方或多方就將各自的犯意付諸實施而達成合意的商談。具體而言，是指各參與者在著手實行犯罪以前或者事中，就準備實施的犯罪相互溝通、謀劃，除了各自具有意思表示之外，相互之間還必須具有意思聯絡和溝通。具體到離職后收受型受賄犯罪而言，“事先約定”一般要看雙方在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前是否達成行受賄合意、是否對離職后收受財物達成明示或默示的約定。
當前，在受賄犯罪案件中，為了逃避法律追究，“一手交錢、一手謀利、一事一賄”的即時性權錢交易模式逐漸減少，更多的是“朋友、圈子”內的賄賂行為。行受賄雙方在長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種彼此信賴且相互依存的權錢交易關系，在這種關系之下，往往突破“先收錢后辦事”的傳統受賄模式，而是采取“延遲收錢”方式以期掩蓋行為的違法性，但其行受賄的合意和權錢交易的目的沒有改變。
在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后收受賄賂的案件中，應查明國家工作人員在為請托人謀利的過程中，是否明示或暗示要求對方將來回報，請托人是否表示離職后會給其回報，以判斷其在履職過程中是否具有事后收受對方財物的約定。事先約定不限于明示的、書面的收受金錢的約定，還可以是“心照不宣”“心知肚明”的通過種種幌子進行利益輸送的默示的、概括的約定。只要離職或退休后收受的財物是國家工作人員在職期間的職務行為的對價且基于雙方的約定產生，即使雙方采用默示、概括的方式約定收受財物，不影響受賄的認定。
本案中，邱某與劉某相識多年，邱某利用其職務便利多次為劉某公司經營提供幫助，在劉某多次提出想要感謝邱某時，邱某雖然予以拒絕，但在2022年1月，劉某提出等邱某退休后可以高薪聘請邱某來他的公司任職時，邱某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從雙方合意看，邱某先主動向劉某暗示退休后需要一些“經費”開展研究工作，劉某則提議可以在公司成立科研業務部，等邱某退休后可以來該部門開展研究工作，由公司撥付“經費”。但邱某表示無意打工，在家做研究即可。劉某也心領神會，表示要提供“科研經費”，邱某欣然同意。此時，邱某已經具有了離職后收受財物的主觀故意，劉某同樣有通過提供“科研經費”方式感謝邱某的意愿，雙方具備了以開展“科研”作為利益輸送幌子的行受賄合意。從“經費”的實際用途看，自2022年8月邱某退休的第二個月起，劉某就開始每月支付邱某10萬元共計140萬元，雖名義上用于邱某開展“科研”，但劉某對這筆費用用于何處并不關心，實際上邱某也全部用于其個人生活消費，更加印證了雙方此前的約定，即以“科研經費”為幌子進行利益輸送。雖然雙方事先并沒有約定具體的行受賄數額，但劉某表示每月提供“經費”，邱某對此同意，故此140萬元均系邱某此前職務行為的對價，應全部認定為邱某的受賄數額。（白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