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記上交是紀檢監察機關處理涉案財物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實踐中大量運用，但如何精準適用登記上交，有幾個問題需要重點把握。
郭某，中共黨員，某縣常務副縣長，分管縣政府辦公室、發展改革、財政等工作。2016年4月，郭某將其與妻子用于個人消費的5萬元，以公務支出的名義交該縣政府辦公室科員林某報銷，由其簽字同意。其間林某亦私下將個人費用0.8萬元混雜其中一同報銷。
提升案件質量是當前紀檢監察干部提升內功的必修課，也是紀檢監察干部研討的永恒課題。筆錄制作是案件質量的關鍵所在，特別是在賄賂案件中，筆錄制作是否全面、到位，對證據的有效固定及防止被審查調查人翻供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021年6月，某國家機關在新錄用公務員試用期滿考核過程中發現，新錄用公務員王某（中共黨員）自2020年8月起一直違規在某企業任監事，該機關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四條第一款對違規從事營利活動行為的處分種類和幅度之規定，給予王某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但對于是否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有關規定給予其相應處分，以及是否延長其試用期，產生不同意見。
問責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強化責任追究，喚醒責任意識，激勵擔當作為。為切實解決問責工作中存在的重懲處、輕激勵、“一問了之”等問題，充分發揮問責激勵、督促的正向效應，云南省紀委監委制定印發了《云南省紀檢監察機關開展問責激勵關懷談心談話辦法（試行）》，在問責工作中探索實踐問責激勵談心談話。問責激勵談心談話本質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問責處理的一個關鍵環節。
案例1：黨員領導干部甲，利用職務便利為轄區內某房地產公司老板A投資的房產項目在用地事項上提供幫助。事后甲提出想投資入股，A為感謝甲的幫助，表示同意。甲遂投資50萬元到A的房地產公司。其間，甲多次取得分紅款，共計260萬元，其中超過公司正常分紅比例部分為140萬元。
在誡勉的實務運用中，需注意采用何種誡勉方式、確定誡勉方式后怎樣執行、誡勉對于被誡勉人員有哪些影響以及不服誡勉決定如何救濟等問題。
工作失職是我們辦案過程中常見的違紀行為，而以玩忽職守罪為典型的過失型瀆職犯罪在實踐中雖然比較常見，但有的同志對如何認定存在一定困惑。因此，科學認識和區分工作失職與過失型瀆職犯罪對實踐十分重要。筆者現就有關問題辨析如下。
張某，中共黨員，A縣B鎮分管安全工作的副鎮長。王某，A縣B鎮某企業負責人。2018年11月，張某與王某由于喜歡暴走，共同加入了當地“C暴走團”QQ群。該QQ群共有45人，部分成員為B鎮政府部門工作人員。2018年12月，王某單獨建了“C暴走團”微信群，僅邀請“C暴走團”QQ群中包括張某在內的B鎮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入群，群內共20人。2018年12月至2019年8月，王某為活躍群氣氛，多次以群主的名義在微信群里發紅包，張某多次參與搶紅包并累計搶得2.75萬元，B鎮政府其他工作人員累計搶得1000元至2萬元不等的紅包。2019年12月，張某被舉報，當月，A縣紀委對張某立案審查。
程某，中共黨員，A縣B街道辦會計。2018年12月，B街道辦分管副主任李某、辦公室主任王某以及程某因公前往C縣參加為期3天的財會人員培訓。由于程某的老家就在C縣，該縣茶葉比較出名，程某便決定私人購買該縣某著名品牌茶葉2盒分別送給李某和王某，共計花費3000元。2019年元旦節前，B街道辦開展慰問困難老黨員活動，程某在購買相關慰問品時產生虛報費用的想法，并以虛列開支的方式將之前買茶葉的3000元予以公款報銷。
收取保費不入賬并予以私分的行為怎樣定性
彭某，中共黨員，某市某鎮A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
案例一：覃某，中共黨員，某縣委辦公室主任，負責節日值班安排工作，2020年春節期間，由于覃某疏忽大意，將請假在外地照顧住院母親的辦公室工作人員劉某安排值班，致使值班漏崗。其后無人值班的情況被群眾舉報，造成不良影響?？h紀委對其立案審查。
什么錯能容？什么錯可糾？怎樣做到“精準容錯”？云南省紀委監委充分聽取在干事創業過程中曾經被問責追責干部的意見，廣泛收集各類容錯糾錯案例，提煉出容易出現偏差或失誤的6個方面情形，寫入容錯糾錯《辦法》條款中，確保最大限度做到精準容錯糾錯。
甲為某國有公司董事長，該國有公司業務板塊中有新能源業務。老板乙一直做土方工程項目，后其想轉型，于是找到甲，提出其公司想向新能源方面轉型，希望甲能多支持，并送給甲30萬元。
【典型案例】李某，男，中共黨員，某縣擔保有限公司（國有獨資企業，簡稱“擔保公司”）總經理。2015年至2020年期間，李某私人多次向服務企業放貸，約定按照月息2分收取利息。其間，部分借款企業經營不善，無力償還。為了收回借款及利息，李某利用職務便利，通過擔保公司提供擔保的方式，幫助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用于歸還其個人借款及利息，貸款到期后，企業無力還款時，由擔保公司代為償還。截至案發，李某個人獲利100萬元，擔保公司累計發生代償2000萬元。
《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證言材料要一人一證，可由證人書寫，也可由調查人員作筆錄，并經本人認可”。
審查調查談話，是智慧的較量，是對抗與反對抗的交鋒。反對抗，不是強壓，而是教育、幫助和挽救，是治病救人。運用柔性溝通方式，通過釋紀說法、闡釋政策策略去提升談話對象的思想政治覺悟，引導對方說清問題，才是有效的化解對抗策略。
王某，中共黨員，A縣交通局局長。2018年11月某日晚，王某在一餐廳以私人名義宴請其黨校同學A縣建設局局長陳某，共消費5500余元。陳某在席間多次強調不能用公款消費，王某稱是自己私人出錢。
黨章和《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規定了黨員的申訴權，《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控告申訴工作條例》規定了黨員對所受黨紀處分不服的具體申訴程序。
李某某，中共黨員，C市Y縣水利局辦公室主任。吳某某，中共黨員，C市Y縣水利局水利科科長，并兼任該水利局下屬國有企業L公司董事長。
張某，中共黨員，某縣公安局F派出所分管社區工作副所長。2017年，張某明知李某有販毒行為并“以販養吸”，既未按照人民警察的職責對李某開展查禁行動，也未依法向公安機關報告。
問題線索分析是對檢舉材料進行有效篩選和甄別，探討問題可查性，尋找調查切入點和突破口的關鍵環節。
徐某行為是斡旋受賄還是共同受賄？
2019年，C市某城建公司承接了轄區內的道路改擴建工程。工程項目實施過程中，城建公司負責人李某多次請托工程發包單位C市某國有投資公司董事長賴某（系國家工作人員）在工程款結算方面給予關照，并先后多次送予賴某錢款共計30萬元。后在賴某的關照下，該項目的工程款撥付順利。
馮某，甲市A醫藥公司總經理兼法定代表人，該公司三名股東之一。2019年，馮某為使A醫藥公司向甲市人民醫院（事業單位）銷售更多藥品，于同年春節、中秋節，先后兩次送給該醫院院長劉某現金共30萬元。
【典型案例】余某某，男，中共黨員，A市某區化工園區招商部科長。2017年開始，當地化工企業取得投資項目備案證不再需要提交節能評估等報告...
某工程建設企業負責人甲在投標A市B區某建設項目過程中，得知社會人員乙與對中標有關鍵影響的B區住建局局長丙相熟。
張某系A國有投資公司負責人，李某系B私營企業法定代表人。2013年，二人商議，以虛假支付B公司咨詢服務費的方式，從A公司套取公款100萬元，由B公司繳納10萬元企業營業稅后，張某分得70萬元，李某分得20萬元。
2020年5月，某市委巡察組發現某局20萬元公款去向存疑，遂將該線索轉市紀委監委予以核實。經調閱會計憑證，該局某處長甲經手報銷上述20萬元，且發票來歷存疑。
2018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條第二款增加了“通過民間借貸等金融活動獲取大額回報”違紀行為，筆者擬結合工作實踐，從內涵、外延兩個方面，談談對這一違紀行為的認識。
A，男，中共黨員，某市副市長。2018年3月，A利用職權為本地B公司老板張某謀取利益后，見B公司某一藥品銷售供不應求且利潤巨大，便提出由其父代銷B公司部分藥品，張某同意。A父以出廠價在B公司拿貨，再以統一中標價銷往附近醫院，從中賺取差價。
漫說黨紀 | 權權交易行為
趙某，中共黨員，某縣林業局局長。2019年8月，趙某在得知本縣將對符合條件的林場開展養護補貼后，在一場飯局上將該信息告知好友王某，其明知王某承包的林場不符合條件，仍建議王某“想辦法”申報補貼。
怎樣制定初核方案
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財物行為
違規為自己妻子辦理低保的行為應如何定性
有職務的醫生收受賄賂之罪名辨析
套取行業協會資金涉嫌何罪
兩次收錢后又兩次退錢 受賄數額怎樣計算
【典型案例】王某，中共黨員，某市某區某鎮勞保所所長，其在為父母辦理未參保城鎮集體企業退休人員補繳養老保險費過程中了解到，如果補繳人員有基層工作經歷，每月即可多領取部分養老金，因此王某明知其父母無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的工作經歷，仍在申請表上為其父母虛構村黨支部書記履職時間并私自蓋章通過鎮級審查。
上述案例中，對王某的行為應如何認定產生了分歧。
章某，女，中共黨員，A市某區醫院財務科原科長。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章某按照該醫院院長沈某的要求，利用全面負責管理醫院財務工作的職務便利，采用虛列開支方式先后10次套取公款79萬元，存于章某私人銀行卡上，用于該單位違規宴請、購買煙酒以及發放津補貼等支出。
俞某，S市公安局某分局派出所民警。2019年3月，俞某在辦理一起涉嫌開設賭場案件中，依法抓獲喻某某、惠某某、李某某等5人。在上述刑事案件偵查過程中，俞某依職權將上述5人的涉案手機進行扣押，因該派出所涉案財物管理室處于裝修改造階段，由俞某作為案件主辦民警對上述5人的手機進行保管。
這是一起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從事管理的人員挪用公款、挪用資金和職務侵占犯罪的案件。
王某，某省A國有招標采購公司（簡稱A公司）業務處處長。
王某，男，中共黨員，B市公安局經偵大隊民警。2019年，根據B市政府相關文件要求，王某被抽調參與該市安置房項目招投標工作，負責對異地評標專家的隨機抽取、接送及評標全過程的監督。開發商張某為中標安置房建設項目，向王某送好處費10萬元，并另給王某10萬元，委托其向評標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委會）5名成員每人送2萬元，請求評委會予以關照，最終張某中標該建設項目。后王某被B市紀委監委查處。
何某，中共黨員，某國有控股銀行A省分行（簡稱A行）行長。2017年7月，A省民營甲公司負責人李某請托何某幫其公司融資5000萬元。因甲公司無經營業績和抵押物，不符合A行的貸款條件，無法直接從A行融資，于是何某承諾幫忙從其他渠道融資，但事成之后要求占甲公司30％的干股，李某同意。
持第三種觀點的同志認為，商鋪增值部分也應屬于受賄數額，受賄數額為目前商鋪的市場價值130萬元。筆者認為，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張某收受商鋪的時間為2010年，其主觀認識的受賄數額應當以當時商鋪的市場價值50萬元來認定，而不能以案件查處時的商鋪市場價值來認定。因此，房屋的增值部分80萬元不屬于受賄數額，屬于受賄所得產生的孳息，應當認定為違法所得予以追繳。
2015年11月，金某某在因公出國前，收受黎某某送給的1萬歐元（折合人民幣6.52萬元）；同月，收受黎某某送給的12萬元現金。前述款項均用于個人消費。
在監管企業報銷個人費用是貪污還是受賄
2018年10月，劉某與田某去北京出差時，到某商場購買物品，購買過程中，田某相中了一只5萬多元的玉鐲，但帶的錢不夠。劉某說，用從單位預支的錢墊付吧，回去再處理。回到公司后，田某
江某，B區某鎮財政所出納。2009年2月1日至2009年10月14日，江某利用管理該鎮多個銀行賬戶開支的職務便利，先后將公款160萬元轉入其個人銀行賬戶用于炒股。2012年12月，江某從個人賬戶
“不是國家工作人員，也會犯挪用公款罪？”日前，四川省成都市成華區紀委監委辦結的一起挪用公款案，由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裁定。其中一名被告人楊陽為某私營科技公司法定代表
楊某，某市副市長，中共黨員。2015年3月，楊某利用職務之便為私營企業主蒲某在工程項目承接方面提供關照，事后收受蒲某送的大眾牌途銳汽車一輛。2018年10月，楊某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6月15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的兩則案件通報都涉及到指定管轄原則。那么，指定管轄是什么？為什么要作出指定管轄？
某市國資委全資設立了一家投資控股公司，該公司是國有獨資企業。該投資控股公司與社會民營資本共同成立了一家貿易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前者占80％股份，后者占20％股份，A公司
張某，中共黨員，A市某國有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張某在擔任該國有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期間，大講黨風廉政建設，經常在黨委會、民主生活會、述責述廉等會議上講忠誠、干凈、擔當，
《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以下簡稱《規則》）第五十三條規定：“紀檢監察機關應當對涉嫌違紀或者違法、犯罪案件嚴格依規依紀依法審核把關，提出紀律處理或者處分
問：王某某在擔任縣委書記期間，認識了某房地產開發公司老板張某，并幫助其協調解決所開發建設樓盤的土地出讓、產權辦理等相關事宜。張某承諾在王某某調離縣委書記崗位后，送給王某某
近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印發《關于做好失實檢舉控告澄清工作的意見》，要求積極穩妥開展失實檢舉控告澄清工作，維護黨員、干部合法權益。1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的《紀檢監察機關
周某，某區新城建設管委會征地拆遷辦主任，因某村的征地拆遷工作較為辛苦，其提議從征地拆遷補償款中套取一些出來分給拆遷人員（未提及分給自己）。周某與征拆辦土地征收科科長黃某、
【典型案例】李某，某村黨總支書記。陳某，該村黨總支副書記，負責本村黨務工作。2018年10月，李某向陳某提出，本村村屬企業負責人王某工作積極、表現突出，建議在本年度將其發展入黨
徐某，中共黨員，某縣A局局長，主持全面工作；李某，中共黨員，某縣A局副局長，分管后勤工作；張某，B公司法人代表。
2018年10月，A市要采購一批綠植，用于城市綠化。該市某鎮副鎮長王某（中共黨員），為了讓妻子經營的公司承攬該項目，給市里負責此項工作的領導張某送了價值2萬多元的洋酒、香煙等禮品
黎某某，中共黨員，國有企業A市造船廠原廠長。1990年，為開展相關業務，A市造船廠設立深圳辦事處。1996年，為爭取某航運公司香港子公司負責人甲某的幫助，A市造船廠聘請甲某的哥哥乙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行為與工作失職行為都是違反工作紀律的行為，兩者應該如何區分？這里，我們通過實際發生的案例，一起來分析解答這個問題。
案例一：馮某，中共黨員，某市某區安監局副局長。2017年1月至10月，馮某私自用區安監局的公務加油卡給自己的私家車加油3次，共加注95號汽油160升，計人民幣1250元。
劉某甲，中共黨員，某市國有獨資企業董事長、總經理。劉某乙系劉某甲的弟弟，工程承包商。2019年，該市實施了一個水利項目，劉某甲所在企業為該項目的業主單位，劉某甲告知劉某乙參與
2010年的一個周末，在成都市某西餐廳，商人乙對國家工作人員甲說：“我這幾年在你單位做了一些業務，也賺了一些錢，我心里一直想對你表達感謝，我記著還要給你100萬元，等你退休后或
張某，中共黨員，A縣B鄉鄉政府工作人員。2010年7月，A縣B鄉政府對該鄉土地實施征收，在摸底調查C村集體土地的過程中，時任C村黨支部書記趙某（協助鄉政府實施本村土地打點丈量工作）
劉某，中共黨員，某縣人民法院副院長，分管刑事審判工作。2016年至2019年，劉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先后為數十人減輕刑事處罰提供幫助，并多次收受請托人巨額財物，涉嫌受賄犯罪。其中
近日，陜西省監委決定對陜西興茂侏羅紀煤業鎂電（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乃則涉嫌行賄犯罪問題立案調查，釋放了受賄行賄一起查的強烈信號。
王某,中共黨員,某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黨組成員、副主任。自2005年起,王某多次利用職務便利,為商人李某謀取利益。章某某系王某情人,與李某也相識。在日常聊天中,王某曾經對章某某透露
李某，中共黨員，某市公辦中學會計。2013年至2018年期間，該中學違規招收借讀生并收取借讀費。
胡某為工商銀行A支行行長。王某為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2014年至2018年期間，王某通過胡某從A支行貸款500萬元。按照合同約定，王某應該定期向A支行償還貸款利息。
這是一起被告人當庭翻供卻未獲法庭支持的案件。被告人在接受監委調查和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期間，均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提出了從輕處罰的建議。然而，在一
甲，A市科技局原副局長。2019年，A市紀委監委收到群眾舉報，反映甲與某科創公司董事長李某關系密切，在甲的幫助下，該公司多次獲得政府項目資金扶持。2018年，甲出資100萬元購得該公
王某，中共黨員，A市坤鵬商貿有限公司（該公司為國有企業，以下簡稱“坤鵬公司”）原總經理。
趙某利用職務便利，為李某承攬工程提供幫助并收受50萬元的行為構成受賄無爭議。但對于趙某在年節及辦理“紅白事”時收受李某錢款的行為，特別是請托事項出現前趙某收受李某錢款的行為
國家工作人員送給同樣身份的國家工作人員錢財，如何定性？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借取”他人錢財不還，如何定性？近期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的一份刑事裁
周某，中共黨員，某縣副縣長。2018年10月，周某收受私營企業主張某1萬元禮金。2019年3月，張某被組織談話后，周某向張某打聽談話內容，張某告知其已向組織交代了給予周某禮金的事實。
瀆職犯罪的認定，就是發現并固定被調查人瀆職行為的違規點，依法鑒定或審定損害結果，并建立瀆職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因果關系的證明過程。
本案中對于填補接待費的120萬元是認定為貪污還是違反財經法規產生了分歧。
電視專題片《國家監察》第二集《全面監督》中有這樣一個案例，2018年2月，吉林省紀委接到反映吉林工商學院副院長張國志以權謀私的問題線索。
沈某，中共黨員，2013年8月起任A市B區C街道D社區居委會副主任。2018年12月，沈某因嚴重違紀違法被C街道黨工委給予留黨察看一年處分并責令辭去居委會副主任職務，改任D社區專職工作人
四年，還是五年？看似這是簡單的選擇題，其實背后有著量刑大學問。在近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的一起抗訴案件中，就遇到了是否認定自首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還是五年的問題
2013年至2017年，某鄉政府在已按規定發放工會福利情況下，班子集體決定，以該單位重大活動保障責任較重為由，每年使用財政性資金購買、發放洗發水、沐浴露、牙膏、牙刷等洗浴洗漱用品
王某，非中共黨員，A市B區某鎮經濟聯合社（以下簡稱“經聯社”）理事長，其通過開具虛假發票的手段，套取經聯社資金50萬元。該經聯社是由B區某鎮村民組成的村集體經濟組織，王某是該
劉某，中共黨員，A市原住建局黨組書記、局長，曾任A市B縣城建局局長，縣委常委、縣政府辦公室主任等職。2008年至2015年間，劉某先后利用擔任B縣城建局局長，縣委常委、縣政府辦公室主
李某，中共黨員，D縣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分管企業項目資金申報工作。2018年11月，在其任職期間，A食品有限公司通過D縣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申報了“省級現代食品產業發展
本案爭議點在于，江某是否成立受賄罪，如果江某成立受賄罪，是否適用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的規定。
對以上案例量紀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對新舊《條例》的銜接及《條例》規定的量紀情節理解不一致。準確理解紀律處分運用規則，確保新舊《條例》的無縫銜接，是做到精準量紀的前提。筆者
王某，安徽省滁州市經開區某派出所民警，中共黨員，負責轄區內治安管理和外來人員居住證辦理等行政事項。因工作關系與轄區內甲公司（私營企業）法定代表人湯某相識。
為正確實施刑事訴訟法新規定，精準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發布《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
綜上，作為黨政領導干部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挪用公款過程中必然伴有濫用職權的行為，將其行為認定為挪用公款罪還是濫用職權罪，需要透過“超越職權、不正確履行職權”的行為表象，
案例一：曹某，男，中共黨員，A縣副縣長，分管城建工作。2018年6月，A縣南湖公園環湖路景觀工程項目承建商宋甲為了在項目驗收、工程款撥付等方面得到曹某的關照，送給曹某人民幣10萬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第三十四條明確規定了監察機關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等偵查機關對互涉案件的處理原則。
9月11日，“百名紅通人員”、職務犯罪嫌疑人黃平回國投案并積極退贓。黃平作為第60名歸案的“百名紅通人員”，其成功歸案再次彰顯了黨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堅定決心和鮮明態度。
徐某，A縣B村會計，協助政府從事購房補貼申報審核等工作；張某，B村村民，系徐某外公。